朱熹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时，将史学纳入理学体系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他的史学思想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史学价值的判断，即治史对个人、对当时社会具有何种价值。朱熹力图区别自己与“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 1)的浙学学者治史的异同，批评他们“只是读史传，说世变”( 2)，“论事而不求理”，而自己治史是“要就事物上见得本来道理，即与今日讨论制度、较计权术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 3)显然，朱熹的治史价值论具有十分浓厚的理学色彩，表现出他力图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中去的愿望。朱熹将治史作为格物之一事，认为应该从中获知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天理是“善”，人欲则是“恶”，由此而存善去恶，换言之，即治史具有明理修身的价值。同时，朱熹还强调治史应该为当世之用，特别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两宋现实借鉴作用，即强调史学现实的社会价值。如此，朱熹的治史价值论良莠并糅，具有两重性。遗憾的是，朱熹的治史价值论至今没有学者专门研讨，故笔者不擅愚陋，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治史以明理修身
朱熹认为治史可以明理，对学者修身养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学者通过治史可以了解天理、人欲，以便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根本目的，这是他治史价值论中最鲜明的特点。他明确表示：古代圣贤著“六经以教后世”，六经中“义理之精微，古今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因此后人学六经可以明理修身；而汉代之后，史学崛起，“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因此，“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 4)由此可见，朱熹认为学者治史应该围绕着明天理、利修身这一根本目的而进行，从治史中了解为法为戒的天理和人欲，如此才能明天理、谨修养，以达到圣贤地步。
治史以明理修身
朱熹认为治史可以明理，对学者修身养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学者通过治史可以了解天理、人欲，以便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根本目的，这是他治史价值论中最鲜明的特点。他明确表示：古代圣贤著“六经以教后世”，六经中“义理之精微，古今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因此后人学六经可以明理修身；而汉代之后，史学崛起，“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因此，“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 4)由此可见，朱熹认为学者治史应该围绕着明天理、利修身这一根本目的而进行，从治史中了解为法为戒的天理和人欲，如此才能明天理、谨修养，以达到圣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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