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轉載-當代學者訪談或自述 (31)
- Aug 20 Fri 2010 00:27
歷史系所學為何？給欲為「史家」者參考 2010年略修版
- Jul 25 Fri 2008 00:13
歷史系所學為何？給欲為「史家」者參考 作者：竹風
去年，曾為文介紹歷史系大要，現在略增修去年內容，不完整寫出個人看法，
介紹歷史系給PTT高中版上考慮就讀的同學們。刪去部份，與歷史系出路討論等問題，
PTT高中版Eillen等強者均有文章，還請查閱帳號爬文互相參照：
一、台灣有哪些歷史相關系所？
介紹歷史系給PTT高中版上考慮就讀的同學們。刪去部份，與歷史系出路討論等問題，
PTT高中版Eillen等強者均有文章，還請查閱帳號爬文互相參照：
一、台灣有哪些歷史相關系所？
- Jan 16 Tue 2007 10:05
2007.01.07 中國時報 ■三少四壯集---慢慢來，比較快 九把刀
我想念社會學研究所的意義有三。
一，當時熱衷寫小說，不想那麼快當兵。二，我喜歡社會學。三，我幻想：「能讀社會學研所的人，一定聰明絕頂；如果不是，念出來也必然聰明絕頂。」
後來我自東海社研畢業了，很遺憾並沒有聰明絕頂，卻收穫了三件更珍貴的禮物。
一，當時熱衷寫小說，不想那麼快當兵。二，我喜歡社會學。三，我幻想：「能讀社會學研所的人，一定聰明絕頂；如果不是，念出來也必然聰明絕頂。」
後來我自東海社研畢業了，很遺憾並沒有聰明絕頂，卻收穫了三件更珍貴的禮物。
- Dec 09 Sat 2006 12:07
國際漢學資源 黃鴻珠 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課程 淡江大學課程資訊網轉載
- Nov 20 Mon 2006 17:21
學術環境與學術發展——再談中國問題與西方經驗 王笛 2006-10-21 光明觀察 網站轉載
學術發展離不開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而創造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涉及到各方面的因素。
我在《學術規範與學術批評：談談中國問題與西方經驗》(《開放時代》2001年12號)一文
中指出：「西方的學術發展是由一整套制度來保證的，實際上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單獨存在
。這種體制大概包括：公認的學術準則和規範，完善的學術批評風氣，嚴格的學術訓練，
公正的招聘制度，以及透明的晉陞程序等等。」但上文主要是討論學術規範和學術批評問
我在《學術規範與學術批評：談談中國問題與西方經驗》(《開放時代》2001年12號)一文
中指出：「西方的學術發展是由一整套制度來保證的，實際上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單獨存在
。這種體制大概包括：公認的學術準則和規範，完善的學術批評風氣，嚴格的學術訓練，
公正的招聘制度，以及透明的晉陞程序等等。」但上文主要是討論學術規範和學術批評問
- Jun 21 Wed 2006 10:21
學科整合、國際化趨勢與數位化時代的史學研究與教學——著名學者黃寬重先生訪問記 上 史學評論網轉載
編輯手記：關注世紀之交歷史學的發展和演變，似乎不能不更為留心國際、港臺的史學發展動向。無論是沉潛求實，或是在科際整合的"內化"過程中追求創新，大陸以外的中國史學研究和教學的發展，均給我們以啓迪和省思。黃寬重先生是一位視野廣闊，識見卓越的博雅史家，專精於兩宋史，尤其是對南宋史研究精深，建樹超遠。多年來，他游歷歐美東洋等地，多次往返於海峽兩岸，不單對港臺、大陸的史學發展狀況有深入瞭解，對於國際學界的發展趨勢，同樣見解獨到。藉黃寬重先生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之便，2004年6月10日，我們與他相約於河北大學，並於9月中旬，往返於北大、清華之間，特別是在北大朗潤園旁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黃先生不厭其煩，利用五天多的時間，和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黃寬重，1949年生於臺灣宜蘭，中興大學文學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韓國漢城大學訪問學人，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河北大學等校兼職教授。專研宋史。著作有《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78年）、《南宋時代的抗金義軍》（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南宋地方武力》（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年）等書，主編《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及增訂本（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7；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2000增訂本），在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漢學研究》、《大陸雜志》、《新史學》，北京《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獻》，韓國《宋遼金元史研究》、《百濟研究》、《韓國學報》，日本《中國史學》、《中國社會文化》及美國《宋元研究通訊》等中外期刊發表論文100餘篇，已輯成《南宋史研究論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宋史論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四書，與邢義田、鄧小南共同主編十三卷本《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長期編輯《食貨月刊》復刊和《新史學》。曾任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主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副所長、所長，清華大學（新竹）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等職。現為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一
黃寬重，1949年生於臺灣宜蘭，中興大學文學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韓國漢城大學訪問學人，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河北大學等校兼職教授。專研宋史。著作有《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78年）、《南宋時代的抗金義軍》（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南宋地方武力》（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年）等書，主編《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及增訂本（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7；中研院東北亞區域研究，2000增訂本），在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漢學研究》、《大陸雜志》、《新史學》，北京《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獻》，韓國《宋遼金元史研究》、《百濟研究》、《韓國學報》，日本《中國史學》、《中國社會文化》及美國《宋元研究通訊》等中外期刊發表論文100餘篇，已輯成《南宋史研究論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宋史論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四書，與邢義田、鄧小南共同主編十三卷本《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長期編輯《食貨月刊》復刊和《新史學》。曾任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主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副所長、所長，清華大學（新竹）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等職。現為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一
- Jun 21 Wed 2006 10:20
學科整合、國際化趨勢與數位化時代的史學研究與教學——著名學者黃寬重先生訪問記 下 史學評論網轉載
八
問：1996年，我看鄧廣銘先生自選集的序言，其中有一句話，說自己學術領域的形成，除主觀上的原因外，在客觀上："則是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大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當時理解不深，後來覺得每一個學者的治學和他所處的大環境，和國內、國際間的大變化，確實都有很大的關係。您不但對臺灣而且對大陸的情況都比較瞭解，更對歐美、日本、韓國等地的學界狀況瞭解較多，我想請您談談您個人治學與社會發展變化的大環境的互動的關係，您個人的體會有哪些？是否可以對兩岸或國際間的情況做一個比較？
答：就鄧先生說的話而言，我的整個成長過程跟他的感覺是一樣的。個人的興趣、不同程度的師長影響、個人所處的環境都和研究取向密切相關，特別表現在論文選題的關懷之上。像鄧先生選題，選擇陳亮、辛棄疾這些愛國的人為研究對象，就和他所處的環境有關。我會關注中韓關係、歸正人，一方面是歷史的事實，另外一方面也因為我所處的環境，除了身處的環境，學術領域的形成也和自身經歷有關。從這方面看來，我除了研究以外，承擔了許多行政和事務的工作，好像犧牲了不少研究的時間，但是有時也覺得參與了不同的事務，接觸了不同的人，對歷史有不同的感覺。從實際的接觸，或者人際關係發展裏，對歷史有更深層的體會，這與學生時期、或單純作為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我覺得人的角色隨著他看問題的方式而改變。誠如前言，我其實是非常封閉的專題研究者，始終圍繞著南宋作研究，但是後來因為擔任教育部的顧問，要處理很多大學人文學科的問題，要看資料，要提出許多計劃，所以我關注的，不僅僅是宋代，不僅僅是歷史，還有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另外就是參與數位化過程中，要和許多人研商，跟電子信息方面的人討論，從他們那裏得知整個發展的趨勢，讓我感覺到新時代來臨，可能對人文學者造成什麽樣的影響。
再者是參與一些國際會議和國際訪問，從中瞭解其他人思考問題的方式。我是一直都抱著學習、擴張視野的態度，而且很慶幸可以超脫一個斷代學者的眼界看問題。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看到或遇到的事物，與接觸環境的改變，會讓人關懷的面相和視野更為開闊。我建議年輕的朋友應該跟不同斷代、不同領域、不同國家的學者接觸，可以增廣自己的眼界跟學識。
問：1996年，我看鄧廣銘先生自選集的序言，其中有一句話，說自己學術領域的形成，除主觀上的原因外，在客觀上："則是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大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當時理解不深，後來覺得每一個學者的治學和他所處的大環境，和國內、國際間的大變化，確實都有很大的關係。您不但對臺灣而且對大陸的情況都比較瞭解，更對歐美、日本、韓國等地的學界狀況瞭解較多，我想請您談談您個人治學與社會發展變化的大環境的互動的關係，您個人的體會有哪些？是否可以對兩岸或國際間的情況做一個比較？
答：就鄧先生說的話而言，我的整個成長過程跟他的感覺是一樣的。個人的興趣、不同程度的師長影響、個人所處的環境都和研究取向密切相關，特別表現在論文選題的關懷之上。像鄧先生選題，選擇陳亮、辛棄疾這些愛國的人為研究對象，就和他所處的環境有關。我會關注中韓關係、歸正人，一方面是歷史的事實，另外一方面也因為我所處的環境，除了身處的環境，學術領域的形成也和自身經歷有關。從這方面看來，我除了研究以外，承擔了許多行政和事務的工作，好像犧牲了不少研究的時間，但是有時也覺得參與了不同的事務，接觸了不同的人，對歷史有不同的感覺。從實際的接觸，或者人際關係發展裏，對歷史有更深層的體會，這與學生時期、或單純作為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我覺得人的角色隨著他看問題的方式而改變。誠如前言，我其實是非常封閉的專題研究者，始終圍繞著南宋作研究，但是後來因為擔任教育部的顧問，要處理很多大學人文學科的問題，要看資料，要提出許多計劃，所以我關注的，不僅僅是宋代，不僅僅是歷史，還有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另外就是參與數位化過程中，要和許多人研商，跟電子信息方面的人討論，從他們那裏得知整個發展的趨勢，讓我感覺到新時代來臨，可能對人文學者造成什麽樣的影響。
再者是參與一些國際會議和國際訪問，從中瞭解其他人思考問題的方式。我是一直都抱著學習、擴張視野的態度，而且很慶幸可以超脫一個斷代學者的眼界看問題。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看到或遇到的事物，與接觸環境的改變，會讓人關懷的面相和視野更為開闊。我建議年輕的朋友應該跟不同斷代、不同領域、不同國家的學者接觸，可以增廣自己的眼界跟學識。
- Jun 04 Sun 2006 15:30
王汎森 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轉引自：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電子報第八期2005/12/25出刊http://www.nhlue.edu.tw/~gice/epaper/08/edit.htm
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王汎森 院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這個題目我非常喜歡，因為這個題目，對大家多少都有實際的幫助。如果下次我必須再登台演講，我覺得這個題目還可以再發揮一兩次。我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所以我的碩士是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碩士、有博士，因此我以這兩個階段為主，把我的經驗呈現給各位。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位有成就的學者，我也必須跟各位坦白，我為了要來做這場演講，在所裡碰到剛從美國讀完博士回來的同事，因為他們剛離開博士生的階段，比較有一些自己較獨特的想法，我就問他：「如果你講這個問題，準備要貢獻什麼？」結合了他們的意見，共同醞釀了今天的演講內容，因此這裡面不全是我一個人的觀點。雖然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都出版了，但不表示我就是一個成功的研究生，因為我也總還有其他方面仍是懵懵懂懂。我的碩士論文是二十年前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博士論文是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你說有特別好嗎？我不敢亂說。我今天只是綜合一些經驗，提供大家參考。
這個題目我非常喜歡，因為這個題目，對大家多少都有實際的幫助。如果下次我必須再登台演講，我覺得這個題目還可以再發揮一兩次。我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所以我的碩士是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碩士、有博士，因此我以這兩個階段為主，把我的經驗呈現給各位。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位有成就的學者，我也必須跟各位坦白，我為了要來做這場演講，在所裡碰到剛從美國讀完博士回來的同事，因為他們剛離開博士生的階段，比較有一些自己較獨特的想法，我就問他：「如果你講這個問題，準備要貢獻什麼？」結合了他們的意見，共同醞釀了今天的演講內容，因此這裡面不全是我一個人的觀點。雖然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都出版了，但不表示我就是一個成功的研究生，因為我也總還有其他方面仍是懵懵懂懂。我的碩士論文是二十年前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博士論文是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你說有特別好嗎？我不敢亂說。我今天只是綜合一些經驗，提供大家參考。
- May 29 Mon 2006 08:37
無錫國專雜憶 楊廷福 陳左高 智識學術網轉載
一
我們的隊伍青黃不接，文史領域尤為突出，辦好文科大學是刻不容緩的。在這“才難”之嘆和如何培養的時刻，就不能不回憶起唐文治先生主持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為什麽招生不多，卻人才輩出?
一九二○年(民國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陸起(勤之)於湖光瀲灩，嵐色秀麗的惠山之麓，賃屋數幢，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敦請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校長唐文治先生為館長。當時在南京、上海、無錫三處招生，據說應試的達一千多人，結果只錄取了正額二十四名，附額(備取)六名。一九二七年更名為國學專門學院，到一九三○年一月，才改名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參照當時國立大學中國文學系各項規章辦理，實行學分制，修學期三年。十年來，唐先生在教學上的慘淡經營和苦心擘劃，已培育出像唐蘭、王蘧常、吳其昌、蔣天樞、錢仲聯、蔣庭曜、夏君虞等學有專長學者。一九三五年，擬於太湖之濱，寶界橋畔，勘地五十餘畝，粗具黌舍規模。記得唐先生在奠基時，當場朗誦四句祝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學生，七個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設一個補習班，凡學生程度較差的，先讀補習班，再升入正科。這時可算是國專的“全盛”時代了。
我們的隊伍青黃不接，文史領域尤為突出，辦好文科大學是刻不容緩的。在這“才難”之嘆和如何培養的時刻，就不能不回憶起唐文治先生主持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為什麽招生不多，卻人才輩出?
一九二○年(民國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陸起(勤之)於湖光瀲灩，嵐色秀麗的惠山之麓，賃屋數幢，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敦請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校長唐文治先生為館長。當時在南京、上海、無錫三處招生，據說應試的達一千多人，結果只錄取了正額二十四名，附額(備取)六名。一九二七年更名為國學專門學院，到一九三○年一月，才改名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參照當時國立大學中國文學系各項規章辦理，實行學分制，修學期三年。十年來，唐先生在教學上的慘淡經營和苦心擘劃，已培育出像唐蘭、王蘧常、吳其昌、蔣天樞、錢仲聯、蔣庭曜、夏君虞等學有專長學者。一九三五年，擬於太湖之濱，寶界橋畔，勘地五十餘畝，粗具黌舍規模。記得唐先生在奠基時，當場朗誦四句祝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學生，七個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設一個補習班，凡學生程度較差的，先讀補習班，再升入正科。這時可算是國專的“全盛”時代了。
- May 02 Tue 2006 14:40
聲韻學與方言研究【2006/04/26 聯合報】【楊秀芳（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中文系的聲韻學課程，主要研究古漢語的音韻現象。可利用來研究的資料，主要是可看出語音訊息的文獻，例如詩韻、諧聲字、假借材料、韻書、韻圖等等，都是重要的研究素材。
除了上述文獻材料，現代方言的語音資料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憑藉。這是由於現代方言承襲自古漢語，而語音的變化有其規律性，因此我們運用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法，可以根據現代方言的語音特徵去擬構古漢語，增進對古代聲韻的了解。
也正是由於現代方言承襲自古漢語，而語音的變化有其規律性，因此我們還可以根據古漢語的知識來研究現代方言的問題。
除了上述文獻材料，現代方言的語音資料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憑藉。這是由於現代方言承襲自古漢語，而語音的變化有其規律性，因此我們運用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法，可以根據現代方言的語音特徵去擬構古漢語，增進對古代聲韻的了解。
也正是由於現代方言承襲自古漢語，而語音的變化有其規律性，因此我們還可以根據古漢語的知識來研究現代方言的問題。
- Mar 29 Wed 2006 08:48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92學年度文史哲學門教學座談會第二場會議紀錄
李紀祥教授：
學校規劃了通識課的教育，在這裡台上的人只是個引言而已，希望在座的同學老師待會兒能夠踴躍的發言，發表你們的意見，提供學校教學方向的參考，能夠做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在國外很早就意識到通識教育是很重要的問題，過去因為西方啟蒙的關係，有以一種理性科學教育的導向。西方啟蒙產生的知識論科學，人是從神學而解脫來，以此作為一個關照的導向，科學是要越清楚越好，科學基本上是不相信鬼神的，而現在大學的科系也是以科學為主，因此在西方大學引起反思，在美國對通識課也做反省，如：哈佛、史丹佛、耶魯，都通過通識教育的課程，來彌補大學分科分系專業化、分系後的狹隘性等問題，追本溯源西方傳統仍然是以人的教育為主，人文學科仍被併在一個分裂的學門，變成一個專業教育，因此西方的反思，是從課程產生通識課的導向，可是這樣的通識課程，在西方有一種思維人文與科學，即人文科學，後來改了名稱為人文學，不稱為科學，人文與自然科學的二分性，它有這樣的思維與認識，所以在設計通識課程的時候，它就以彌補科學作為主流。這樣的課程架構，它的通識教育偏向人文教育的體系，這樣的情形，在認知上面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同學仔細想一想，假如我們讀的是自然科學的話，我們可能對於歷史那些要背的東西，我們會沒有信心，我們在學自然科學的時候，我們常常學西方引進來的東西，如天文學，物理學、哈伯望遠鏡，這些都是西方的東西，跟中國的人文傳統是不發生關係的，所以它可以在自我成長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就業系統上，排斥所謂的人文學科，它雖然是一個很好的理念，西方教育希望人文學、自然學能夠兼通，把它們合作起來、合併起來，以便完成一個全人的教育，可是實際上課程架構在實施的時候，卻有它的盲點。經過反思之後，倒過來了，文史哲學門也要學自然科學，可是話說回來，我高中考大學時英文考3.53分，物理不及格，所以我轉到社會組就讀，後來老師認為我的作文非常強，它就是中國教育所講的性之所近、性之所至，或性之所常，我明明就是代數或幾何學不行，可是作文老師認為可以，當然這是老師認為，所以我就走向人文學科。因此，我之所以走向人文學科，是因為我自然學科有些基礎課程不行，你硬要我去上這些課，我也不喜歡，所以倒過來的一種彌補，變成一種吃素、吃葷的問題，我想不僅僅是說，我在台灣的各大學提倡通識教育，以人文教育為基礎，或者在西方的大學的通識教育與科學人文為基礎，倒過來考慮人文教育，也要去學自然教育，李遠哲在台灣提倡一種普及自然教育的認識，他這樣的提倡，我想跟他在美國求學時課程的改變，剛好符合人文學要學自然科學有關係，事實上，當我還是學生時，打死我，我也不學化學，這個都是一個理念的問題，還是實踐的本身就反應出了一種理念的認知，可能就有問題，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西方在啟蒙運動脫離神學時，產生的這種以理性自然科學的教育。反思這樣一種教育，用人文科學來彌補，甚至人文科來彌補，也覺得有問題，所以西方的現代主義，尤其是大家所熟悉的後現代主義，都是在反思這樣的一個問題，但是越反思，它越虛無，所以也導致後現代主義被作為一種批判，事實上，以本校來說，通識教育的走向，有很多是概論的課程，大概有什麼學科，就有什麼概論，大家可以看出全盤式的灌輸、教育。這樣的一種走向，我認為是西方反省教育的第二波，但是本校有一個特色，就是經典教育，經典教育事實上跟芝加哥大學有很大的關係，它不提倡分科、分類，它只管一個文化的傳統，重要的經典是什麼，你就學習什麼，然後你要寫論文時，要研究課題的對象時你去收集資料，在你收集資料的時候，你的背景完全是來自那個文化，傳統的一個經典，這是芝加哥大學傳統的一個獨特性，當時它不叫科系，叫作委員會，這是可以招收學生的，在台灣也有幾位是芝加哥大學的委員會畢業的，但是為什麼只有芝加哥大學呢？這又只是一個特別例子，我們能不能大膽的把這種教育，擴充變成通識教育的一種主流，這仍然是必須要考量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學校如果採用的是一種全人式的教育，這裡面其實是需要作一反省的，因為我們給予的一個全人教育，事實上不是來自於人本身的全體性，而是來自學術給予我們的分科性，我們現在的學術分科，分為文史哲，分為文學院，分為管理院，分為傳播學院，分為商學院，這並不是從我們成長的自我所產生的，回到一千年以前，中國的分科是經史子集，一千年後經史子集不在了，可見這種分科歷史是可以變動的。你把可變動性的文學、商學，一股腦兒當作全能教育所給予的，我認為受教人會有一種反應，太多了，要背的太多了，每個老師都教的那麼認真，然後要背的東西就更多了，如果它是營養學分，老師教的不認真，那我要混的課程就太多了，48個學分，這其中產生我們所要思考的層面，實踐教學理念，大膽的提出一些想法。在這種問題上，我們要提出來討論是很重要的，因為必須產生一種張力，可能它的進步是緩慢的，但是如果說，不僅僅是各位老師或同學能夠提出你們心裡的想法，那麼我們心裡所想的想法，我想反應出來的本身，就是人的想法出來了，而不是你們是個受教者，我們灌輸你們什麼東西，你們的主體性要顯現出來，那麼在老師這一邊，他以一個理念設計課程的時候，才有它的可實踐性，我的意思就是，台灣與大陸從1911年以前，開始有大學堂，開始設立大學以來，到現在大致已有一百年了，事實上是模仿西方大學教育，因此西方有什麼樣的變動，我們就會跟上去，不管是民主，不管是科學，都是向西方迎頭趕上，但是這樣的思維，是有問題的。並不是不要迎頭趕上，而是迎頭趕上這個字眼，感覺上我們是落後的，比如說在唐代時，它也會去看西方，開放性的視野，我們是去西方自助旅行，跟我們去西方耶魯大學滔金，這都是到西方，但卻是兩種心態，因此這樣的中西視野，怎樣產生一種主體性、對象性、平衡性，可能也是在思考的時候，要去警覺的一個架構。在這種自我省思方面，可能比較能夠展開，我是一個歷史專業者，為什麼要教一個非歷史學科的人史學概論，甚至有可能考鴉片戰爭是哪一年發生的，一直到現在，我拿到教授，我都還是背不起來的課程，為什麼要你來作？為什麼又要來接受？為什麼我是學歷史的，要接受一個管理學概論，雖然學校有讓我們選擇，可是讓我選擇吃素、吃葷的問題，可能這個選擇並不廣闊，可是選擇能極度自由嗎？卻也未必，因為作為老師，年齡跟成長的智慧，以及歷史文化的累積，也就不見了，所以這裡面產生種種的張力、平衡對話的關係，我想這是文史哲學門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下，去召開這座談會很重要的原因，今天因為主持人教務長，在開另一個會議，所以就由我來代理主持，順便就講了一個這樣的開場白，我先來介紹一下三位老師，我自己是歷史所的所長李紀祥，然後在我右手邊是所上專業老師卓克華教授，左邊是我們所上最年輕的范純武老師，其實在觀眾席還有我們所上的老師陳捷先教授，我今天要報告的是何謂歷史？我大概很簡單的說一下，剛剛抒發的我已經說出來了，而我為什麼會講何謂歷史？因為我覺得大學教育裡面不是要談歷史，談學問。如果說到歷史我們常常很容易去背，所以我們的學問，常修正有的東西跟保存既有的東西，那個既有性，讓我們的記憶性去學習，而很難動用到思考性，還有一種直覺可以培養一種詩人的直覺的詩性，這三個方面都很難用到。所以我認為史學它應該是後設的立場，用追問的方式，何謂歷史？可能比討論歷史這個字要來的重要，就好像我們看到一顆蘋果掉下來，它只是描繪，但是如果你去追問後面有一個學這樣的一個字，比如說，太陽為什麼會日升、日落。如果我們只是描繪，那就只是描繪，我們生活在這一個世界，可是如果你去追問，就形成一個探討，因此就會產生出地球公轉跟自轉，這樣子的一門學問，如果我們去問一個很笨的問題，晚上為什麼會天黑，像越是笨的問題，越是能產生極大的震撼跟學問，學問的起點，要從這裡開始，晚上為什麼會天黑？現在我們知道科學家的解釋，科學家的解釋，還是跟公轉、自轉有關，可是這不只是科學家可以提供，為什麼會天黑？這是一門解釋的學問，詩人余光中提供一個解釋，他說晚上就是每天有一個巨人，拿著一個袋子包起來，所以你就看不到光了，但是那個袋子呢？很多漏洞，年久失修。因此你晚上可以從那個洞，有很多的亮光，這個叫行星。你喜歡哪個解釋？你認為哪個解釋較適合？你在晚上的情境，解釋一個大學研究所，是一個在林美山的晚上，你自覺你是來此學習生命的一個情境，你喜歡那一種解釋？這就牽涉到人的性之所近，你要從那裡培養，或者說你兩個都喜歡，學自然科學，我著手提出筆來，我是一個詩人，又有感性、理性，我要講的就是這樣的意思，我這篇的意思就是在這原因。大學教育所學的應該是何謂歷史？而歷史的稱呼其實是有問題的，我比較喜歡用歷史學，作為一種學問來稱呼，其實是有問題的，我比較喜歡用歷史學作為一種學問來稱呼，若只是歷史，則動用的只是記憶而已。只要我們提到歷史研究所、管理研究所其實都是簡稱，正確的是有學字，才是一種學問。我非常不希望我們的教與學是這方面（只動到記憶而已），如果記憶性是人了不起的成就的話，那一定要記憶發動後，才會有一個更大的學問產生，比如：你把牛津英漢辭典背起來，了不起，你把化學元素表背起來，了不起，你把中法戰爭第一次戰爭在什麼時候，第二次在什麼時候背起來，我想大家動用到這些系統，大家都不會很喜歡才是，如果說當我們動用到記憶系統時，它應該要有某種意義性，那這就是我這篇論文的目的性，在這篇論文它分為二個章節，在這我就不討論了，我想說的已經向諸位同學作報告了，我的發言就到這裡結束了，謝謝！
卓克華教授：
何謂歷史？已經是老問題，可是永遠是那麼新，不管是本科專業的或其他老師或同學都會碰到這問題，尤其是面臨人文學科越來越沒落的感覺，更是有強烈的感受，在我開講之前，我先講個小故事，上次東吳大學開了一個學術研討會，討論到歷史教學的問題，結果在現場報告有兩個人，我印像比較深刻，一個是周老師，他說在逢甲上課時（上共同科），底下同學一大半在睡覺，可是在本科上時，沒有這個問題，另外有位小姐，她說她的學生是學國貿系的，跟老師說，我是學國貿的，我知道朱元璋不知道朱元璋，對我將來的工作有什麼影響，當場把她問倒了。也就是說，文史哲（人文科）面對同樣困擾也不是今天，我們三位在台上談談，就可解決的，既然今天來這，我就拋幾個話題，人文社會自然就解不清，回歸到一個原始的核心，到底歷史是不是科學，還是藝術。我想知道自然科學可不斷證明的，1＋1＝2，沒問題，而人文的問題就像2等於多少加多少的問題。它有多種的可能性，就說人文課程有這方面的問題存在，因為不能用科學來驗證，人文社會自然是不相同的問題。第一，就是研究跟教育的問題。今天的問題就是歷史專業的問題，研究者把歷史教育與研究混在一起，也就是把研究那套理論用來教育，所以會產生很多的困擾，研究歷史的到最後就會越來越困惑，什麼是歷史呢？我這幾年慢慢的在思考這問題，我今天提出我個人的看法，請大家多指正，就是把歷史教育和研究分開來，歷史研究是專業的東西，歷史教育則不同，為什麼我會舉這個例子呢？我打個比方，正史上的關公跟一般所認識的關公絕對是不一樣的，可是民間或許透過小說、戲劇三國演義的關公是錯的，又有什麼不好的，為什麼要糾正正史的關公，保持民間的樣子不是很好嗎？即使跟正史有所出入，但又有什麼關係？所以說要把歷史研究跟歷史教育分開，教育的東西也許有偏差，那就不要管它了，這是我個人一點的看法。第二，就是歷史是建構出來，還是虛構出來的。我覺得這是值得討論的，這就牽涉到真實，什麼是歷史？什麼是史實？真實不等於史實，直覺不等於真實，處理這樣問題，不要頭痛的去處理，就是要用平實的方式去研究，這等於用教育的問題、建構、虛構問題，我覺得沒有這麼大的矛盾，今天會有這麼多的痛苦矛盾，就是學生很害怕歷史，他不是怕歷史的故事，而是怕歷史的考試，因為考試要考人、地、時、事，要死背的，甚至他們對歷史有好玩的故事，歷史是故事又怎麼樣呢？我當年沒有走向文學系，要感謝高陽，當年要不是讀他聯合報的副刊，我今天一定走向中文系，就受他影響，真正的一般史學、大眾史學，當然是屬於教育層次的，一般就是這些，史學要求的準確度是很高的，這又是一個問題。今天如果把歷史的東西去除掉實用性，考證的不必要的干擾，歷史是永遠受歡迎的，尤其年紀越大越喜歡歷史，這點我是可以相當肯定的。前些日子，我看了丹佐華盛頓主演，但我不知道什麼片名，他在裡頭演的很好，他是演一個基督徒的族長，可是他黑吃黑，作了很多設計，設計好了，好像發生了那個事情，他講了一句話，我認為是名言，他說：「真相不重要，證據最重要」，也就是警察辦案是依著證據來，當然證據是可捏造的，照著捏造的證據來推這個人有罪、沒罪。真相不重要，證據最重要，是我能夠體會的一句話，很多歷史研究也在這邊。我們研究的歷史真的是這個樣子？我們不得不受證據史料的操縱，史料這樣講，我們就跟著這樣講，明明知道這史料有問題，打個比方，陳水扁總統的槍擊案，槍擊案絕對是真的，槍擊案到底是自導自演？還是意外？還是謀殺？背後會有很多的解釋，也就是建構的，也許是虛構的，事實就是這樣，將來有多少證據，就根據這證據來解釋，這是我第一個小結論。第二個結論，套句紅樓夢的話，真當假來假亦真，假當真來真亦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生在世，何必當真？
學校規劃了通識課的教育，在這裡台上的人只是個引言而已，希望在座的同學老師待會兒能夠踴躍的發言，發表你們的意見，提供學校教學方向的參考，能夠做一個很重要的參考，在國外很早就意識到通識教育是很重要的問題，過去因為西方啟蒙的關係，有以一種理性科學教育的導向。西方啟蒙產生的知識論科學，人是從神學而解脫來，以此作為一個關照的導向，科學是要越清楚越好，科學基本上是不相信鬼神的，而現在大學的科系也是以科學為主，因此在西方大學引起反思，在美國對通識課也做反省，如：哈佛、史丹佛、耶魯，都通過通識教育的課程，來彌補大學分科分系專業化、分系後的狹隘性等問題，追本溯源西方傳統仍然是以人的教育為主，人文學科仍被併在一個分裂的學門，變成一個專業教育，因此西方的反思，是從課程產生通識課的導向，可是這樣的通識課程，在西方有一種思維人文與科學，即人文科學，後來改了名稱為人文學，不稱為科學，人文與自然科學的二分性，它有這樣的思維與認識，所以在設計通識課程的時候，它就以彌補科學作為主流。這樣的課程架構，它的通識教育偏向人文教育的體系，這樣的情形，在認知上面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同學仔細想一想，假如我們讀的是自然科學的話，我們可能對於歷史那些要背的東西，我們會沒有信心，我們在學自然科學的時候，我們常常學西方引進來的東西，如天文學，物理學、哈伯望遠鏡，這些都是西方的東西，跟中國的人文傳統是不發生關係的，所以它可以在自我成長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就業系統上，排斥所謂的人文學科，它雖然是一個很好的理念，西方教育希望人文學、自然學能夠兼通，把它們合作起來、合併起來，以便完成一個全人的教育，可是實際上課程架構在實施的時候，卻有它的盲點。經過反思之後，倒過來了，文史哲學門也要學自然科學，可是話說回來，我高中考大學時英文考3.53分，物理不及格，所以我轉到社會組就讀，後來老師認為我的作文非常強，它就是中國教育所講的性之所近、性之所至，或性之所常，我明明就是代數或幾何學不行，可是作文老師認為可以，當然這是老師認為，所以我就走向人文學科。因此，我之所以走向人文學科，是因為我自然學科有些基礎課程不行，你硬要我去上這些課，我也不喜歡，所以倒過來的一種彌補，變成一種吃素、吃葷的問題，我想不僅僅是說，我在台灣的各大學提倡通識教育，以人文教育為基礎，或者在西方的大學的通識教育與科學人文為基礎，倒過來考慮人文教育，也要去學自然教育，李遠哲在台灣提倡一種普及自然教育的認識，他這樣的提倡，我想跟他在美國求學時課程的改變，剛好符合人文學要學自然科學有關係，事實上，當我還是學生時，打死我，我也不學化學，這個都是一個理念的問題，還是實踐的本身就反應出了一種理念的認知，可能就有問題，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西方在啟蒙運動脫離神學時，產生的這種以理性自然科學的教育。反思這樣一種教育，用人文科學來彌補，甚至人文科來彌補，也覺得有問題，所以西方的現代主義，尤其是大家所熟悉的後現代主義，都是在反思這樣的一個問題，但是越反思，它越虛無，所以也導致後現代主義被作為一種批判，事實上，以本校來說，通識教育的走向，有很多是概論的課程，大概有什麼學科，就有什麼概論，大家可以看出全盤式的灌輸、教育。這樣的一種走向，我認為是西方反省教育的第二波，但是本校有一個特色，就是經典教育，經典教育事實上跟芝加哥大學有很大的關係，它不提倡分科、分類，它只管一個文化的傳統，重要的經典是什麼，你就學習什麼，然後你要寫論文時，要研究課題的對象時你去收集資料，在你收集資料的時候，你的背景完全是來自那個文化，傳統的一個經典，這是芝加哥大學傳統的一個獨特性，當時它不叫科系，叫作委員會，這是可以招收學生的，在台灣也有幾位是芝加哥大學的委員會畢業的，但是為什麼只有芝加哥大學呢？這又只是一個特別例子，我們能不能大膽的把這種教育，擴充變成通識教育的一種主流，這仍然是必須要考量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學校如果採用的是一種全人式的教育，這裡面其實是需要作一反省的，因為我們給予的一個全人教育，事實上不是來自於人本身的全體性，而是來自學術給予我們的分科性，我們現在的學術分科，分為文史哲，分為文學院，分為管理院，分為傳播學院，分為商學院，這並不是從我們成長的自我所產生的，回到一千年以前，中國的分科是經史子集，一千年後經史子集不在了，可見這種分科歷史是可以變動的。你把可變動性的文學、商學，一股腦兒當作全能教育所給予的，我認為受教人會有一種反應，太多了，要背的太多了，每個老師都教的那麼認真，然後要背的東西就更多了，如果它是營養學分，老師教的不認真，那我要混的課程就太多了，48個學分，這其中產生我們所要思考的層面，實踐教學理念，大膽的提出一些想法。在這種問題上，我們要提出來討論是很重要的，因為必須產生一種張力，可能它的進步是緩慢的，但是如果說，不僅僅是各位老師或同學能夠提出你們心裡的想法，那麼我們心裡所想的想法，我想反應出來的本身，就是人的想法出來了，而不是你們是個受教者，我們灌輸你們什麼東西，你們的主體性要顯現出來，那麼在老師這一邊，他以一個理念設計課程的時候，才有它的可實踐性，我的意思就是，台灣與大陸從1911年以前，開始有大學堂，開始設立大學以來，到現在大致已有一百年了，事實上是模仿西方大學教育，因此西方有什麼樣的變動，我們就會跟上去，不管是民主，不管是科學，都是向西方迎頭趕上，但是這樣的思維，是有問題的。並不是不要迎頭趕上，而是迎頭趕上這個字眼，感覺上我們是落後的，比如說在唐代時，它也會去看西方，開放性的視野，我們是去西方自助旅行，跟我們去西方耶魯大學滔金，這都是到西方，但卻是兩種心態，因此這樣的中西視野，怎樣產生一種主體性、對象性、平衡性，可能也是在思考的時候，要去警覺的一個架構。在這種自我省思方面，可能比較能夠展開，我是一個歷史專業者，為什麼要教一個非歷史學科的人史學概論，甚至有可能考鴉片戰爭是哪一年發生的，一直到現在，我拿到教授，我都還是背不起來的課程，為什麼要你來作？為什麼又要來接受？為什麼我是學歷史的，要接受一個管理學概論，雖然學校有讓我們選擇，可是讓我選擇吃素、吃葷的問題，可能這個選擇並不廣闊，可是選擇能極度自由嗎？卻也未必，因為作為老師，年齡跟成長的智慧，以及歷史文化的累積，也就不見了，所以這裡面產生種種的張力、平衡對話的關係，我想這是文史哲學門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下，去召開這座談會很重要的原因，今天因為主持人教務長，在開另一個會議，所以就由我來代理主持，順便就講了一個這樣的開場白，我先來介紹一下三位老師，我自己是歷史所的所長李紀祥，然後在我右手邊是所上專業老師卓克華教授，左邊是我們所上最年輕的范純武老師，其實在觀眾席還有我們所上的老師陳捷先教授，我今天要報告的是何謂歷史？我大概很簡單的說一下，剛剛抒發的我已經說出來了，而我為什麼會講何謂歷史？因為我覺得大學教育裡面不是要談歷史，談學問。如果說到歷史我們常常很容易去背，所以我們的學問，常修正有的東西跟保存既有的東西，那個既有性，讓我們的記憶性去學習，而很難動用到思考性，還有一種直覺可以培養一種詩人的直覺的詩性，這三個方面都很難用到。所以我認為史學它應該是後設的立場，用追問的方式，何謂歷史？可能比討論歷史這個字要來的重要，就好像我們看到一顆蘋果掉下來，它只是描繪，但是如果你去追問後面有一個學這樣的一個字，比如說，太陽為什麼會日升、日落。如果我們只是描繪，那就只是描繪，我們生活在這一個世界，可是如果你去追問，就形成一個探討，因此就會產生出地球公轉跟自轉，這樣子的一門學問，如果我們去問一個很笨的問題，晚上為什麼會天黑，像越是笨的問題，越是能產生極大的震撼跟學問，學問的起點，要從這裡開始，晚上為什麼會天黑？現在我們知道科學家的解釋，科學家的解釋，還是跟公轉、自轉有關，可是這不只是科學家可以提供，為什麼會天黑？這是一門解釋的學問，詩人余光中提供一個解釋，他說晚上就是每天有一個巨人，拿著一個袋子包起來，所以你就看不到光了，但是那個袋子呢？很多漏洞，年久失修。因此你晚上可以從那個洞，有很多的亮光，這個叫行星。你喜歡哪個解釋？你認為哪個解釋較適合？你在晚上的情境，解釋一個大學研究所，是一個在林美山的晚上，你自覺你是來此學習生命的一個情境，你喜歡那一種解釋？這就牽涉到人的性之所近，你要從那裡培養，或者說你兩個都喜歡，學自然科學，我著手提出筆來，我是一個詩人，又有感性、理性，我要講的就是這樣的意思，我這篇的意思就是在這原因。大學教育所學的應該是何謂歷史？而歷史的稱呼其實是有問題的，我比較喜歡用歷史學，作為一種學問來稱呼，其實是有問題的，我比較喜歡用歷史學作為一種學問來稱呼，若只是歷史，則動用的只是記憶而已。只要我們提到歷史研究所、管理研究所其實都是簡稱，正確的是有學字，才是一種學問。我非常不希望我們的教與學是這方面（只動到記憶而已），如果記憶性是人了不起的成就的話，那一定要記憶發動後，才會有一個更大的學問產生，比如：你把牛津英漢辭典背起來，了不起，你把化學元素表背起來，了不起，你把中法戰爭第一次戰爭在什麼時候，第二次在什麼時候背起來，我想大家動用到這些系統，大家都不會很喜歡才是，如果說當我們動用到記憶系統時，它應該要有某種意義性，那這就是我這篇論文的目的性，在這篇論文它分為二個章節，在這我就不討論了，我想說的已經向諸位同學作報告了，我的發言就到這裡結束了，謝謝！
卓克華教授：
何謂歷史？已經是老問題，可是永遠是那麼新，不管是本科專業的或其他老師或同學都會碰到這問題，尤其是面臨人文學科越來越沒落的感覺，更是有強烈的感受，在我開講之前，我先講個小故事，上次東吳大學開了一個學術研討會，討論到歷史教學的問題，結果在現場報告有兩個人，我印像比較深刻，一個是周老師，他說在逢甲上課時（上共同科），底下同學一大半在睡覺，可是在本科上時，沒有這個問題，另外有位小姐，她說她的學生是學國貿系的，跟老師說，我是學國貿的，我知道朱元璋不知道朱元璋，對我將來的工作有什麼影響，當場把她問倒了。也就是說，文史哲（人文科）面對同樣困擾也不是今天，我們三位在台上談談，就可解決的，既然今天來這，我就拋幾個話題，人文社會自然就解不清，回歸到一個原始的核心，到底歷史是不是科學，還是藝術。我想知道自然科學可不斷證明的，1＋1＝2，沒問題，而人文的問題就像2等於多少加多少的問題。它有多種的可能性，就說人文課程有這方面的問題存在，因為不能用科學來驗證，人文社會自然是不相同的問題。第一，就是研究跟教育的問題。今天的問題就是歷史專業的問題，研究者把歷史教育與研究混在一起，也就是把研究那套理論用來教育，所以會產生很多的困擾，研究歷史的到最後就會越來越困惑，什麼是歷史呢？我這幾年慢慢的在思考這問題，我今天提出我個人的看法，請大家多指正，就是把歷史教育和研究分開來，歷史研究是專業的東西，歷史教育則不同，為什麼我會舉這個例子呢？我打個比方，正史上的關公跟一般所認識的關公絕對是不一樣的，可是民間或許透過小說、戲劇三國演義的關公是錯的，又有什麼不好的，為什麼要糾正正史的關公，保持民間的樣子不是很好嗎？即使跟正史有所出入，但又有什麼關係？所以說要把歷史研究跟歷史教育分開，教育的東西也許有偏差，那就不要管它了，這是我個人一點的看法。第二，就是歷史是建構出來，還是虛構出來的。我覺得這是值得討論的，這就牽涉到真實，什麼是歷史？什麼是史實？真實不等於史實，直覺不等於真實，處理這樣問題，不要頭痛的去處理，就是要用平實的方式去研究，這等於用教育的問題、建構、虛構問題，我覺得沒有這麼大的矛盾，今天會有這麼多的痛苦矛盾，就是學生很害怕歷史，他不是怕歷史的故事，而是怕歷史的考試，因為考試要考人、地、時、事，要死背的，甚至他們對歷史有好玩的故事，歷史是故事又怎麼樣呢？我當年沒有走向文學系，要感謝高陽，當年要不是讀他聯合報的副刊，我今天一定走向中文系，就受他影響，真正的一般史學、大眾史學，當然是屬於教育層次的，一般就是這些，史學要求的準確度是很高的，這又是一個問題。今天如果把歷史的東西去除掉實用性，考證的不必要的干擾，歷史是永遠受歡迎的，尤其年紀越大越喜歡歷史，這點我是可以相當肯定的。前些日子，我看了丹佐華盛頓主演，但我不知道什麼片名，他在裡頭演的很好，他是演一個基督徒的族長，可是他黑吃黑，作了很多設計，設計好了，好像發生了那個事情，他講了一句話，我認為是名言，他說：「真相不重要，證據最重要」，也就是警察辦案是依著證據來，當然證據是可捏造的，照著捏造的證據來推這個人有罪、沒罪。真相不重要，證據最重要，是我能夠體會的一句話，很多歷史研究也在這邊。我們研究的歷史真的是這個樣子？我們不得不受證據史料的操縱，史料這樣講，我們就跟著這樣講，明明知道這史料有問題，打個比方，陳水扁總統的槍擊案，槍擊案絕對是真的，槍擊案到底是自導自演？還是意外？還是謀殺？背後會有很多的解釋，也就是建構的，也許是虛構的，事實就是這樣，將來有多少證據，就根據這證據來解釋，這是我第一個小結論。第二個結論，套句紅樓夢的話，真當假來假亦真，假當真來真亦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生在世，何必當真？
- Mar 24 Fri 2006 00:09
博士論文只是一張入場券 陳平原 訪談 原載《中華讀書報》2003.3.5
編者按：又到了碩士、博士們為寫論文而挑燈夜戰的季節。寫論文究竟為了什麽？每人的回答各有不同。為了長學問？為了做貢獻？還是為了那頂博士帽、為了謀職尋祿？目的不同，手段就不一。如果是為了學術上的長進，為了讓那頂博士帽方方正正、堂堂正正，就不妨聽聽陳教授的談話，看看這些有用的書。
一、80年代的學術風尚和對小說史的探求
中華讀書報：請您簡單介紹一下當時寫作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的背景。
一、80年代的學術風尚和對小說史的探求
中華讀書報：請您簡單介紹一下當時寫作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的背景。
- Feb 08 Wed 2006 00:33
文獻學入門及應試參閱書目 孟繁之 北大古文獻論壇網站轉載
*下面所臚列的，主要就我的藏書相關部分整理而出，自信誠為參加文獻學博士考試或文史之學入門的必參閱書目。條目臚列，主要根據自己的心得體會演繹，不盡合於科學規范。其中劃*號的地方，是我認為最重要，一定要參看的；其余，祇是就我所藏羅列出來以作平常參閱的。淺陋之處甚夥，望指正批評。
*另外，還要做一説明的。『基礎通論類』所臚列的黃永年先生著作，以鄙意認為，實在是太重要了。某一方面，假若時間不允許的話，黃先生的《古文獻學四講》和孫老師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凡二冊精讀熟練，即可很容易應付得一切古文獻學考試。至於將黃先生的《唐史史料學》置於『基礎通論類』下，一方面，是將黃先生的所有著作以作很顯易的統貫，另一方面，黃先生的這本書同《古文獻學四講》和《古籍整理概論》一樣，涉及古文史、文獻的各個方面，實在難以以『唐史史料』四字自限。特此説明。
文獻學博士應試參閱書目 0
*另外，還要做一説明的。『基礎通論類』所臚列的黃永年先生著作，以鄙意認為，實在是太重要了。某一方面，假若時間不允許的話，黃先生的《古文獻學四講》和孫老師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凡二冊精讀熟練，即可很容易應付得一切古文獻學考試。至於將黃先生的《唐史史料學》置於『基礎通論類』下，一方面，是將黃先生的所有著作以作很顯易的統貫，另一方面，黃先生的這本書同《古文獻學四講》和《古籍整理概論》一樣，涉及古文史、文獻的各個方面，實在難以以『唐史史料』四字自限。特此説明。
文獻學博士應試參閱書目 0
- Nov 13 Sun 2005 18:39
大海與小水塘-想我唱片的朋友們 ◎ 文／吳鳴 原載自由時報
原來他看書是用碼表計時，坐在書桌前開始看書時啟動碼表，喝茶、接電話、到冰箱拿食物等細碎動作，均關上碼表，
繼續閱讀時才又重新啟動。季倫說用這種方式計時閱讀，一天讀五小時已是筋疲力竭，我想也是。
季倫打電話來，說要送我一套唱片，是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歌劇《崔斯坦與易索德》(Tristan Und Isolde)，我嚇了一跳，像他這樣的書呆子，手邊怎麼會有唱片，而且是華格納的歌劇？
繼續閱讀時才又重新啟動。季倫說用這種方式計時閱讀，一天讀五小時已是筋疲力竭，我想也是。
季倫打電話來，說要送我一套唱片，是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歌劇《崔斯坦與易索德》(Tristan Und Isolde)，我嚇了一跳，像他這樣的書呆子，手邊怎麼會有唱片，而且是華格納的歌劇？
- Oct 09 Sun 2005 19:55
是述而不作？還是借述而作？--對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反省by解昆樺 中時部落格
相關討論請至連結網址參閱
一般對於經典，特別是所謂儒家經典的定義，大抵不出劉勰《文心雕龍》：「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1]的看法，即視經典高度功能性的文本，能超越時空限制，提供私己性命到公眾政治一個普遍性的答案。正因為經典的高度功能性與普遍性，使得經典也具有標準性（準繩）的效力用以檢度價值[2]，甚至據此形成禮樂等種種制度。
一般對於經典，特別是所謂儒家經典的定義，大抵不出劉勰《文心雕龍》：「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1]的看法，即視經典高度功能性的文本，能超越時空限制，提供私己性命到公眾政治一個普遍性的答案。正因為經典的高度功能性與普遍性，使得經典也具有標準性（準繩）的效力用以檢度價值[2]，甚至據此形成禮樂等種種制度。
- Oct 01 Sat 2005 22:23
“打撈”唐宋間湮滅的歷史——記陳尚君對《舊五代史》的重新輯校（陳熙涵） 史學研究網轉載
“打撈”唐宋間湮滅的歷史——記陳尚君對《舊五代史》的重新輯校（陳熙涵）
中國人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那麽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由於過去的《舊五代史》並不完全，大量史料散逸民間，還有一些處於“地下”未被發掘，因此“鏡面”始終是模糊不清的。然而，記者近日獲悉，一直殘缺遺漏的五代史經過重輯首次露出全貌。而這項篇幅達300萬字的皇皇巨著竟然出自一人之手，這位以一己之力，完成浩繁的“擦鏡”工作的就是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
20年埋首故紙堆
中國人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那麽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由於過去的《舊五代史》並不完全，大量史料散逸民間，還有一些處於“地下”未被發掘，因此“鏡面”始終是模糊不清的。然而，記者近日獲悉，一直殘缺遺漏的五代史經過重輯首次露出全貌。而這項篇幅達300萬字的皇皇巨著竟然出自一人之手，這位以一己之力，完成浩繁的“擦鏡”工作的就是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
20年埋首故紙堆
- Sep 27 Tue 2005 16:27
治國學雜話--梁啟超
學生做課外學問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講堂上功課及格，便算完事，那麼，你進學校，只是求文憑，並不是求學問，你的人格，先已不可問了。再者，此類人一定沒有“自發”的能力，不特不能成為一個學者，亦斷不能成為社會上治事領袖人才。
課外學問，自然不專指讀書，如試驗，如觀察自然界……都是極好的，但讀課外書，至少要算課外學問的主要部分。
一個人總要養成讀書興味。打算做專門學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業家，也要如此。因為我們在工廠裏、在公司裏、在議院裏……做完一天的工作出來之後，隨時立刻可以得著愉快的伴侶，莫過於書籍，莫便於書籍。
課外學問，自然不專指讀書，如試驗，如觀察自然界……都是極好的，但讀課外書，至少要算課外學問的主要部分。
一個人總要養成讀書興味。打算做專門學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業家，也要如此。因為我們在工廠裏、在公司裏、在議院裏……做完一天的工作出來之後，隨時立刻可以得著愉快的伴侶，莫過於書籍，莫便於書籍。
- Sep 27 Tue 2005 16:25
溝口雄三 李雲雷 譯 中國思想與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視角 譯自《東方學》第一百輯
一、 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研究視角
關於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前半葉，也即從明治以後至昭和前期的日本漢學與支那學的研究的狀況，戶川芳郎教授很早以前就從開闊的視野出發做出了說明（《漢學支那學的沿革及其問題點》，載《理想》396號，1966年6月）。我想在此承接他的思路，以考慮到二十一世紀應有的視角為前提，講述一下二十世紀後半葉,也即從戰後到現在，關於這個問題的概略。
說到從視角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可以舉一個亞洲觀念變化的例子來說明戰後的巨大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束之後，即以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獨立宣言（但荷蘭予以主權是在1949年12月27日）為開端，此後一直到六十年代覆蓋亞、非的民族獨立與新國家建設的波浪，在當時青年學生的意識和無意識中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認識到不能僅以歐洲的目光來看待亞洲了。換言之，他們認為，亞洲並非是歐洲意識中的東方，而是自立於、或者至少是應該自立於歐洲的另一個世界。在他們的觀念中，亞洲也並非“遵從以大東亞共榮圈為象徵的日本經營亞洲的國策的研究對象而可以被取捨選擇”的地域，其自身是在世界史中擁有存在的理由的獨立的世界。
關於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前半葉，也即從明治以後至昭和前期的日本漢學與支那學的研究的狀況，戶川芳郎教授很早以前就從開闊的視野出發做出了說明（《漢學支那學的沿革及其問題點》，載《理想》396號，1966年6月）。我想在此承接他的思路，以考慮到二十一世紀應有的視角為前提，講述一下二十世紀後半葉,也即從戰後到現在，關於這個問題的概略。
說到從視角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可以舉一個亞洲觀念變化的例子來說明戰後的巨大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束之後，即以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獨立宣言（但荷蘭予以主權是在1949年12月27日）為開端，此後一直到六十年代覆蓋亞、非的民族獨立與新國家建設的波浪，在當時青年學生的意識和無意識中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認識到不能僅以歐洲的目光來看待亞洲了。換言之，他們認為，亞洲並非是歐洲意識中的東方，而是自立於、或者至少是應該自立於歐洲的另一個世界。在他們的觀念中，亞洲也並非“遵從以大東亞共榮圈為象徵的日本經營亞洲的國策的研究對象而可以被取捨選擇”的地域，其自身是在世界史中擁有存在的理由的獨立的世界。
- Sep 26 Mon 2005 08:19
中西文參考工具書之利用 台灣清華大學圖書館網頁轉載
何謂參考工具書
就廣義而言，任何可資參考之用的圖書或非書資料，皆可稱為參考資料。而狹義的工具書則指專備人查檢以解答問題者，如百科全書、字典、辭典、書目、索引、年鑑等，此類資料乃經過濃縮整理，且依特定方法排列，易於查檢，不需全文閱讀。而我國的十三經、廿十四史、百子全書、全唐詩、全宋詞等，因部頭太大，一般人並不從頭至尾讀完，只翻檢部份材料，因此亦具有工具書之性質。
書目、索引與摘要
就廣義而言，任何可資參考之用的圖書或非書資料，皆可稱為參考資料。而狹義的工具書則指專備人查檢以解答問題者，如百科全書、字典、辭典、書目、索引、年鑑等，此類資料乃經過濃縮整理，且依特定方法排列，易於查檢，不需全文閱讀。而我國的十三經、廿十四史、百子全書、全唐詩、全宋詞等，因部頭太大，一般人並不從頭至尾讀完，只翻檢部份材料，因此亦具有工具書之性質。
書目、索引與摘要
- Sep 25 Sun 2005 23:25
關於歷史敍述的意圖與客觀性問題 溝口雄三著 孫歌 譯 世紀中國轉載
引言
所謂歷史敍述，一般被視為選擇事實、組合選擇出來的事實、並賦予其以意義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約定俗成”在起作用：選擇、組合、賦予意義等各個環節都要以客觀事實為依據，這一點成為一個自明的前提，因此，通常歷史學被視為客觀實證性的學問，或者說它是一種科學。
但是，假如對於上述定義進行嚴密的追問，則疑問就會隨之而來。首先，對於第一個步驟“選擇事實”，我們就不得不問：所謂事實的客觀性是什麼？對於那些毫不動搖的實證主義者而言，事實就是文獻資料上的記錄，他們只關心那些記錄的客觀實證性，因此，對於他們而言，事實就僅僅是那些按照正確度進行文獻學意義上的序列化和分類的對象。在他們那裏，所謂事實是存在於歷史學家之外的、沒有歷史學家的解釋介入餘地的客觀實在。因此才能被看作是科學研究的對象。與此相對，還有一些人則認為，事實只有在經由歷史家的選擇之後才會成為歷史的事實。例如愛德華.霍列特.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所說：“稱讚一位歷史學家敍述準確，就像稱讚一位建築師在他的建築中用了乾燥的木材，或者適度的混凝土。這是他進行工作的必要條件，卻不是主要職能。”（《歷史是什麼？》商務印書館1981年，5-6頁）。從這樣一個以建築物為本的思考方式出發，可以得到另外一種關於事實的看法：歷史事實只有在歷史學家的敍述結構或者組合方式當中才能夠獲得作為事實的存在理由。在此，存在著關於事實的兩種看法。亦即事實獨立於歷史學家之外而存在的看法，和事實因歷史學家的工作才得以成立的看法；但是我在此並不想進一步深入關於事實的定義問題，在下文中我還會從另外的角度再涉及到這個問題。
所謂歷史敍述，一般被視為選擇事實、組合選擇出來的事實、並賦予其以意義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約定俗成”在起作用：選擇、組合、賦予意義等各個環節都要以客觀事實為依據，這一點成為一個自明的前提，因此，通常歷史學被視為客觀實證性的學問，或者說它是一種科學。
但是，假如對於上述定義進行嚴密的追問，則疑問就會隨之而來。首先，對於第一個步驟“選擇事實”，我們就不得不問：所謂事實的客觀性是什麼？對於那些毫不動搖的實證主義者而言，事實就是文獻資料上的記錄，他們只關心那些記錄的客觀實證性，因此，對於他們而言，事實就僅僅是那些按照正確度進行文獻學意義上的序列化和分類的對象。在他們那裏，所謂事實是存在於歷史學家之外的、沒有歷史學家的解釋介入餘地的客觀實在。因此才能被看作是科學研究的對象。與此相對，還有一些人則認為，事實只有在經由歷史家的選擇之後才會成為歷史的事實。例如愛德華.霍列特.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所說：“稱讚一位歷史學家敍述準確，就像稱讚一位建築師在他的建築中用了乾燥的木材，或者適度的混凝土。這是他進行工作的必要條件，卻不是主要職能。”（《歷史是什麼？》商務印書館1981年，5-6頁）。從這樣一個以建築物為本的思考方式出發，可以得到另外一種關於事實的看法：歷史事實只有在歷史學家的敍述結構或者組合方式當中才能夠獲得作為事實的存在理由。在此，存在著關於事實的兩種看法。亦即事實獨立於歷史學家之外而存在的看法，和事實因歷史學家的工作才得以成立的看法；但是我在此並不想進一步深入關於事實的定義問題，在下文中我還會從另外的角度再涉及到這個問題。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