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為之「傳」；敘事跡者，區為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眾可也。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製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為「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為《大傳》。其後悉列為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禀聖經以為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為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為書，與後世箋注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為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為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為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為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為不居史職，不宜為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為經師，又豈宜更為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為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為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為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為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為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為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為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為，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為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為私傳耶？若但為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為，己居其官，即可為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為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為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為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為立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為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為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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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駰為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為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抵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
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餼羊於一線。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沖修《神宗實錄》，別為《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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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製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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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內篇三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吊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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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為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為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並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為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為一貫，言與事為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為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為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為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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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即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厘，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為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贍，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為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為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為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為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略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為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鈎玄提要，千古以為美談；而韓氏所自為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鈎玄提要之意而為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誤為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為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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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禀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為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為學，而以《詩》、《書》誦讀為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為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斥以為佞者，蓋以子羔為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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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內篇二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尊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眾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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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電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為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
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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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衺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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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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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托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
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曆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曆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為《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為「易」，又其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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