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8/zhangfuxiang001.htm
（山東大學 文史哲研究院，山東濟南250100）
摘要：今本《竹書紀年》的原本出於唐代，是開元間整理國家藏書時，由當時所保存的古本《竹書紀年》不完本及歷來所積存的一些附錄性注釋資料，統加整理、改編和增補而纂輯成書的。其年曆主要依據僧一行的《大衍曆》推排確定，並加入了干支紀年。此即《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的《竹書紀年》14卷本，而全書實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間編制的《中興館閣書目》著錄為《竹書》，而已複有殘缺。馴至明代，整理者合併其卷次，又將原本的附錄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書紀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錯誤，但它的大部分內容條目還是承古本《紀年》而來的，且並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載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學上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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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今本《紀年》對古本的改編和增補（丙）：“殷商紀”部分
今本《紀年》的商代部分，除成湯、太戊、武丁、祖甲、帝辛的材料較之古本有所增補外，其餘諸王的條目在全書中最稱簡淨，文例尤“大似《春秋經》”，應該基本上是古本《紀年》的原文。可見其改動較少的證據如：（一）諸王名號，如小庚、開甲、馮辛、文丁，皆與《史記》所載不同，應出於更早的典籍。“小庚”或是“大庚”之訛；“開甲”當本於《世本》；“馮辛”與《漢書‧古今人表》同，疑亦為《世本》異文；“文丁”則與卜辭“文武丁”相合。又“庚丁”實為“康丁”之誤，商王無以兩日名相配為號者，而載籍皆寫作“庚丁”。（二）《晉書‧束皙轉》括述古本《紀年》“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今本於前者載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云云，於後者載“王殺季曆”，皆未改古本。又太甲元年下引“約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七年下又引“約按”：“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以疑辭存舊文，大不同於“五帝紀”、“夏紀”部分的逕自刪除古本“舜囚堯”、“啟殺益”之類。（三）以祖乙為“中宗”，史籍無徵，唯近世出土的卜辭可證，是亦為今本忠實保存古本舊文的一例。（四）其有異文者，如陽甲“西征丹山戎”，祖甲“征西戎”，按《山海經‧大荒北經》注引《竹書》，或本為一事而兩歧，當亦承舊記而來。（五）今本記商代王年，均未用喪畢即位之說，也為後人的利用和考求減少了不少麻煩。總起來看，大概唐以前古本的“殷商紀”較少散佚，故今本整理者亦少有添加。《輯證》“殷紀”部分所錄古本佚文凡40目，幾乎皆見於今本，唯“帝辛受時，天大曀”一語不見，或是今本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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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房玄齡等．晉書[M]．二十五史（影印清武英殿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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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feng.ws/book.asp?bookid=386&id=630
原 文：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具）【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已）【也】。【古】者左史記（事者）【言】，右史（記言）【書事】（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夏商】被于誥誓。洎周命惟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大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摽）【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祕】，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其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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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寶述紀。
黃本作「干寶」。《校證》：「馮本、兩京本、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梅本、淩本、梅六次本、鍾本、梁本、日本刊本、王謨本、張松孫本、《史略》『干』皆作『于』，汪本、佘本誤作『子』。令升之字，古書『于』『干』錯出，《廣韻》『于』『干』皆姓。」《考異》：「按：從《晉書》作『干』是。」《彙校》：「『于寶』，《御覽》作『干寶』。按『于』系『干』之形誤。」按《三國志•荀惲傳》裴注有「干寶《晉紀》」語。《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湣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作「干寶」是，依《御覽》、黃本改。
以審正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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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公三失”評語引起的千古爭議及問題癥結之所在
最早對《史記》作出全面評價的人是班彪及其兒子班固。班氏父子對《史記》優點的評定是古今學者所公認的，可以置而不論。他們對《史記》缺點的批判——《史記》學上已術語化為“史公三失”——卻引起千古爭議。我們先引班氏父子的批判本文。班彪說：
“〔司馬遷〕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後漢書‧班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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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7-08-17-35578.htm
近年来，史学界对21世纪的中国史学出现了各种思考，如从整体观察，当然可视为当前史学界学术水平的集体反映。就具体而言，“21世纪中国史学”一词的认知与提法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本文就此提出几点个人的看法，野人献曝，目的不在褒贬，而是希望能发挥一些澄清的作用。
关于21世纪的中国史学，我想从四方面来谈：(1)语意上的认知，(2)史学史的认知，(3)21世纪应有的史学史观点，(4)21世纪中国史学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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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7-08-17-355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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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从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史；二、中国的历史观念史；三、中外史学交往史。然而，首先需要对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进行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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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qmwwj/2007-05-04-35529.htm
一、史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方向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方方面面的课题都涉及到了，已成为一块成熟的“领地”。不过，由于圈内学人“闭关锁国”倾向重，对研究视野的创新关注不够，自我反思不足，当今中西史学理论研究日新月异的光辉并没有照进史学史研究的殿堂。相对于其它学科而言，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模式略显保守、落后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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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用北京中華標點本
也就是鼎文書局出版二十五史的裡面的三國志裴注本
最近大陸有本三國志和裴注異文研究可以找來看看
三國志集解 盧弼 漢京出版社
梁章鉅 三國志旁證 福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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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的話：這是我去年為道歉而寫的一段文字。事情是這樣的：某雜誌曾約我寫篇文章。我寫了，也寄給人家了，但心裏很怕，到現在都很怕，怕鬧笑話，因為文章涉及到了我不懂的領域。因為怕，所以就屢次反覆，一會兒跟編輯說可以發，一會兒又說不要發了。終於，最後把編輯惹惱了。編輯生氣了，我很後悔，覺得對不起人家，是死是活都拿去發吧，為了表示歉意，我匆忙之中又寫了這篇短文寄給編輯。所以說，這篇短文只是一個表示認錯的“姿態”而已，根本不能算是文章，寫得實在是太簡單了。不過大家也不要過於責備我，我們看商家搞“買一贈一”活動的時候，那“贈”的東西常常不是什麼好東西。這兩天，雲中君又出現在往復了，看上去很孤單，為配合他一下，把這個帖子貼出來，讓大家見笑了。最近正在生病，很難受，萬一有朋友要和我討論，我不一定回答了。】
幾年前，我撰寫《漢唐間史學的發展》時，翻閱最多的就是錢穆先生的《中國史學名著》。我也常常向別人推薦這本書，但是，若問我這本書究竟好在哪裡，似乎一時間又回答不上來。
這本書是根據錢穆給學生講課的內容整理而成的。因為是講義性質，所以書中有不少關於史家生平、史書內容的介紹，就此而論，它與一般的史學史著作並無不同。不過，除此之外，書中也畢竟還有很多能反映作者學術特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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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十年來．中國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成績斐然，在資料、觀念、研究視角以及西方當代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引入方面都頗具特色。本文分三個時期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成就和特點作了評述。指出．在60年代以前，其研究仍屬40年代大陸風格的延續；至70年代中期後，始進入較大發展時期，研究隊伍擴大，視野日見開闊，方法上亦一破過去偏重文獻考證的路數，趨向於多元化；90年代以後，除研究廣度有顯著推進外，更因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的變動而顯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點。
[關鍵字]香港；臺灣；中國史學文；外國史學史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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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Karl Jaspers所說的歐亞、印度、中國三大古代文明， 其中印度較不重視歷史，但希伯來及中國則有強烈的歷史意識，英國史家白特弗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認為西方文化的特色不僅是科學，西方同樣以富有歷史意識，而卓然與世不同，他甚至認為西方的史學要比中國強。 西方有許多學者認為只有西方才有歷史，有此看法的學者不自覺的是受到基督教歷史觀的影響。
西方學界對HISTORY的理解，和中國人觀念中的歷史實有差距，我們暫不討論二者間的不同，只是想指出西方的歷史意識，和西方的宗教有密切的關係。而中國「史」的起源與宗教有密切關係，其發展亦與中國的宗教情操有密切關係。本文不想作泛文化的比較，而僅由中國早期宗教出發，了解中國「史」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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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0月，六朝網轉載
東漢後期，對歷史著作的注釋漸漸多了起來。延篤著有《史記音義》,服虔著有《漢書音訓》，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他們對史書的注釋如同對經書的注釋一樣，都是重在名物訓詁。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方法一直延續著。直到南朝才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新式注釋方法。對此，不論南北，都有人響應。不過，從總的方面看，舊式的、著重於名物訓詁的方法在裴注以後仍然佔據著主流的地位。以往對裴注的研究碩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優劣評價或靜態描述，很少從變化的角度討論問題。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史學史上為什麼會有裴注出現？裴注為什麼難以為繼？
一、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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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