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轉載-近代學術思想與史家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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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岷先生於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九十五歲嵩壽捐館,身後卻默默無聞,思及往日在南港與王老師請益談話的日子,悲從中來。

  九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王老師生日前,文哲所同仁為他慶生,再者為他餞行。當日我便預感這回老師回四川,可能不會再回台灣,眾人離開時,我還是進寢室望著老師,他閉目,我便靠進喊老師,他張開眼睛,我說下次再來看你。老師當日可能人不舒服,便不想多說話,我與他告別,他的眼神現仍歷歷在目。這就是我與他老人家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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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496

  本世紀許多史學名家,從個體看,他們有的注重宏觀闡發,以縱攬大局取勝;有的則專擅實證,以具體而微見長。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寬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過編纂形式或個性風格,綜合其整體精神,圍繞的是同一主題,即面對現代化挑戰的壓力,重新認識中國。壓力轉化為推動變革的動力,使史學呈現出前此從未有過的蛻變,走過了為新史學艱辛創業的百年(注:本文為《走向世界與中國情懷——“中國史”世紀學術回顧》的續篇。有關世紀史學的主題及圍繞主題展開的思想路向,請參見上篇。文載《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新史學:對科學實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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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8-02-20-35665.htm

张其昀,字晓峰,浙江鄞县人氏,生于1901年11月9日,卒于1985年8月26日,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张其昀的曾祖与祖父两代都是前清举人,父亲张兆林秉承父祖遗志,安贫乐道,一生致力于乡邦教育和文化建设。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张其昀的志趣与品性,纵观他的一生,从求学、治学、教学到办学,都与"学"字结缘,涉足政坛后,即使在繁忙的公务之暇,仍笔耕不辍,身后留下了以千万字计的著述,其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教育理念至今仍有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学术界对于张其昀的研究在他生前就已展开。早在1982年,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由潘维和主编的《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该书首次对张其昀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整理和总结。此后,中国文化大学又在1986年和2000年分别出版了《张其昀先生纪念文集》、《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由张其昀的弟子宋晞执笔的《张其昀先生传略》,也于2000年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日前,内地也出版了一部相关的人物传记,即王永太著的《凤鸣华冈--张其昀传》,该书作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相关的研究论文并不多见,目前学界对张其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地学术领域,现统计如下:何方昱的《学人、媒介与国家:以<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为中心(1940-1948)》(《史林》,2007年第一期);钱茂伟的《现代浙东学人张其昀的史地学成就》(《浙东文化研究集刊》,2005年第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王永太的《张其昀与<遵义新志>》(《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二期);颜士之、许为民的《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三期);韩光辉的《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一期);以及刘盛佳的《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地理学报》,1993年第四期)。此外,石武的《张其昀主编<中文大辞典>》(《社会科学》,1981年第二期),王骧的《张其昀编写的地理教科书》(《民国春秋》,1994年第一期)等,对他的一些著述做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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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fwj/2007-12-17-35659.htm

吕思勉先生自述8岁起即和史学发生关系,13岁起读梁启超的文章,治学的道路实受康、梁的影响,虽父师不逮。先生在世时,不喜张扬,淡泊自定,远离名利之场,但其孜孜以求的业绩早为学界通人看重。1945年,顾颉刚盘点已编著出版的新式通史不下四五十部,看得上眼的有七部,吕先生一人独占两席。推至四年前,吕先生已经完成了两部大学和四部中学通史教材的编著。吕氏教本不断被再版重印,在国内教育界拥有广泛的影响。此时58岁,自述把全部《二十四史》从头至尾至少阅读过两遍以上,系统读完正续《通鉴》、“三通”的时间要更早些,由此被前辈誉为史界传奇。

吕先生离世50年后,1000万字的遗著、遗文大部分都获得了重印出版,另有一些未刊的文字亦在整理之中。历史待我们总究还是宽厚的。先生的学术成就终于得到了如实的肯定,值得欣慰。如何准确估计和透彻认识“思勉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真正把先生毕生凝聚的学术精神和治学路径学到手,正是作为学术后辈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揣浅陋,兹就吕先生的学术创造与“新史学”的关系,以及“思勉人文学术”的特点,略抒己见,以纪念先生逝世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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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qmwwj/2007-09-21-35616.htm

自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上海逐渐崛起,宁波地位则不断下降。要发展,到上海。一代代优秀的宁波人纷纷附到上海定居,于是,就有了近代著名的“宁波帮”。20世纪宁波在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分子,多出在上海滩宁波人的后裔。本文的主人公王仲荦(1913-1986)正是典型之一。他是宁波余姚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家之一。关于王仲荦学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除了弟子的回忆文章外,介绍研究文章才二篇[1],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拟以王仲荦史学为主题,做成一篇硕士论文。今年是王仲荦逝世20周年,先草成此文,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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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cywj/2007-03-28-35506.htm

被学界誉为“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895~1990年),是一位以研治中国文化而蜚声于世的著名学者。他一生致力于本民族的文化研究,自觉以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表现了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学者对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深刻思考。钱穆先生毕生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抉发,他的文化思想、文化主张,又是建立在他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他力图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以观同察异,并在此基础上去探寻和揭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和基本精神。换言之,他研究西方文化,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其着眼点仍落在阐扬中国文化上,旨在张扬文化的民族个性,揭橥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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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對「京都學派」的疑義

  正如我們亦可以從本次會議的主持者之一,張寳三教授的大作《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研究論集》1之題目瞭解到的那樣:好像在從事中國學的研究者之間,「京都學派」這一學派的存在幾乎已作為自明之事實而為人所接受。不,不僅限於研究者,於媒體之類,常將京都大學的中國學指稱為「京都學派」,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同樣的一般看法在普通讀書人中亦落實了吧。

然而,「京都學派」的存在真是自明之事體嗎?我對此甚懷疑問。因為,我恐怕也被外界看作是「京都學派」之一員,而我自身卻完全沒有這種自覺與歸屬意識。再者,在我的周圍,不用說「京都學派」,就連具有明確的學派意識與組織形態的學派集團的影子幾乎也看不到(當然,以學會與研究室為主體的學術雜誌多有刊行,此外所設置的共同研究會亦多得不勝枚舉。這些有一定的組織,並且各自具備一定程度的個別性特色——可以稱之為學風,此雖無法否定,但直接將其判定為學派並非妥當)。因此,現在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承認存在著作為嚴密意義上的學派的「京都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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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紙上看到日本名文字學家白川靜、青銅專家林已奈夫先後仙逝。自己亦已風燭殘年,不勝唏噓。二位都來過故宮作研究,由我接待。都是平生畏友。

認識白川靜較早,大概四十年前,他來外雙溪故宮研究,由學生木村元三夫婦陪同照拂。木村也成了平生摯友(我去日本都住他家),因院裡派我接待。我訪日時看到白川靜在大學的研究室,就是一個圖書館,藏書櫃有好幾排。他寫作的桌子只占房間一小角。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林已奈夫的研究室,和白川靜也異曲同工,但林的大陸考古文物之類的書籍,一期不缺,大陸書籍不准進口的日子,我在林已奈夫那裡看了三天。

日本回來,頗有點抱怨,林已奈夫、樋口康隆等人請我晚宴,我向留日的友人說:「他們幹嘛叫較老的藝妓陪我夾菜、服務,把年輕的都留在自己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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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獲克魯奇獎。像台灣一樣,大陸學術界也非常重視。因為余氏治學態度的嚴謹,以及思想的卓然獨立,素為大陸知識界欽遲與嚮往。

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大約在二十年前進入大陸,對長期受制於一元思維模式的中國士林,是一大震撼。有人認為,那是文革桎梏後的第一顆思想火種。

以後大陸陸續出版了余英時的一些著作,學界對他「在縝密的考據中於文化內在本質的敏銳觀察」普遍感到心折,認為他集史學家和思想家於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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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成為二○○六年「克魯吉獎」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覺榮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後我才明白,今天我得獎的主要理由,是要透過我彰顯中國文化傳統和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知識史;前者係我終身學術追求的一個學科,後者係我選擇專精的領域。

我開始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發生深厚興趣是在一九四○年代,當時中國史觀正處於一個反傳統的模式。中國整個過往被負面看待,即便中國獨特的發明,也在西方歷史發展的對照之下,被詮釋為偏離普遍文明進步的正軌。當時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以及對自己的認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贅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學教育,並前往我現已歸化的國家-美國繼續攻讀研究所。

中國「道」概念反映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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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经验的历史学家。我自己研究的起点总是一开始鉴别一大堆迄今还没有发掘的或发掘不够的材料,然后从中找出新的经验信息。我转向学术理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与理论的联系和对话来构造我自己的一些基于经验发现的概念。从认识方法上讲,我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我并没有把我自己看作是理论家,我也没有资格以理论的方式来谈理论。我在这儿所能写的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我所汲取的教训,以及我依然面临的一些问题和疑难。

我自己的经验是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人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它既可以使我们与中国研究圈子之外的同行进行对话,也可以使我们接受一些不易察觉但力量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的眼见局限于狭隘的西方中心的或中国中心的观点。对理论的运用将像一次艰难的旅行,其中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和报赏,也同样布满了陷阱和危险。

让我先来讲一讲我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回忆起的理论运用中最诱人的陷阱。为了表述的方便,我将它们分为四个主要的陷阱:不加批判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包括中国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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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格尔茨

  1984年秋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访日期间,在大阪大学讲演之后的一次晚餐会上,我的指导教授青木保(Aoki Tamotsu)向他询问了这样一个极其朴素的问题:“像您这样的人类学家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中间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格尔茨也直率地回答说:“是一个地道的少数派(minority)”。事后的1988年3月,在波士顿举行的全美亚洲学会上,格尔茨被誉为理解亚洲的西方人、研究亚洲的有功之臣登上了奖台。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在举行每年一度的毕业典礼时总要给一些在各个领域中成绩显赫的“家”们授予名誉博士的称号,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任社会科学教授的格尔茨有幸获得了这种机会。作为格尔茨母校的人类学系在职学部长理应出面颁奖,履行作为学部长的义务,可是这位学部长故意请假出游回避了这一他认为“不正统”的差事而让一位社会学的教授拜尔(D. Bell)代行。哈佛大学人类学派并没有从正面评价格尔茨。80年代中期,当时包括在校的研究生在内,人们甚至有回避谈论格尔茨的气势。同时在另一方面,包括格尔茨的弟子在内,受格尔茨“文化解释学”影响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也为数不少。他对人类学以外的学科领域的影响也是耳闻目睹的。在这个意义上,格尔茨在跨专业领域的对话能力无疑也证明了他自己在同时代的人类学家中是一个极少数派。然而,在全面了解格尔茨之前我对上述“少数派”的回答表示费解。(我也是)

  格尔茨1926年8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一个土木建筑工程师的中产阶层家庭。他3岁时因父母离婚,而被收养并一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乡间的养父母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州,就学于俄亥俄州的安逖澳克学院(A. B., Antioc College)学习文学与哲学,1950年毕业并获得了该校的哲学学士。之后,他受当时美国人类学界老前辈C.克拉克洪(C. Kluckhohn)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经验主义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Ph.D., 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关系学系学习。在此期间,他邂逅了社会学家帕森斯(T. Parsons)。到了后期,格尔茨对克拉克洪的折中主义文化思想进行了批判。但是,在他的专业研究生涯中,作为对他曾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之一,人们总要提起克拉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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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十日,國際漢學界的漢字學重鎮白川靜先生,以九十六歲高齡逝世。先生的畢生貢獻,立足漢字學,橫跨考古與民俗,旁及神話和文學。透過卜辭金文的龐大研究業績,系統性、獨創性地,對於中國及日本的古代文化,提出豐富又生動的見解,旗幟鮮明,別樹一格。這篇短文,只是作者的閱覽心得點滴,實不足以述說先生的輝煌學術成就於萬一。

太初有字,字與神同在,字就是神。

──引申自舊約創世紀第一章第三節「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新約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太初有道(Word),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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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2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 “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3 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4 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5 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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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6  中國時報 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 余英時、弗蘭克林獲克魯格獎 楊明暐/綜合報導 聯合與中時報系相關報導整領

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十五日與美國非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兩人將平分一百萬美元獎金。

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布余英時獲獎時,盛讚他學識非常淵博,而他在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作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許多學科和時空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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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十五日與美國非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兩人將平分一百萬美元獎金。

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布余英時獲獎時,盛讚他學識非常淵博,而他在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作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許多學科和時空領域。

曾任美三所大學全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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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十月一日紐約時報導,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史講座教授魏斐德(Froderic Wakeman Jr.)九月十四日因癌症逝世於奧立岡州歐斯維可湖自宅,終年六十八歲。

魏斐德和耶魯的史景遷(Jomathan Spence),哈佛的孔飛力(Philip Kuhn)被稱為是美國中國研究領域中的「三劍客」,他們都有深厚的治學功力,研究重點以中國思想史、明清社會史和民國史為主,著述豐富,行文能力超強,而使學術文章與專著頗具可讀性,不像一般枯燥的史學論文。近幾年史景遷經常出版通俗性的史學著作與書評,在「三劍客」中最為出名,但以史學造詣貢獻論,魏斐德不在史氏之下。

魏斐德於一九三七年,父親是小說家,對他影響很大。魏氏於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是費正清的得意門生,但他的博士學位並不是在哈佛得的,而是在柏克萊加大。一九六五年獲博士學位後即留在加大,直至生病臥床。魏氏曾於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擔任設於台灣大學的校際中國語言研究計畫主任;在其漫長的治學生涯中曾多次到海峽兩岸進行學術交流,亦曾出任美國歷史家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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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月間的一個深夜,窗外寒風瑟瑟,有友人突然打來電話,說是張光直先生故去了。雖說已經好幾年和光直先生沒有過從,但他的身體不好,而且每下愈況,我倒是從不同渠道聽說了。他的這個病是很折磨人的,聽說後來在臺灣還動過腦部手術,而效果並不理想。可是沒有想到在這個冬天也就真的走了。

  我是個十分疏於交往的人,離開哈佛以後,由於種種原因,便不得不為稻糧謀,與學界漸行漸遠。尤其後來光直先生被李遠哲請到臺灣去作中研院的副院長,我便感到更是隔了一層。在得知他從臺灣又回到波士頓之後,我曾幾次萌生出要到光直先生處走動一下的念頭,但馬上就又被疏懶和惶惑打消了。

  直到二月間的一個晚上,劍橋新語社假哈佛燕京的一間會堂召開紀念光直先生的活動,在會上聽到光直先生的許多舊雨談及他為人的豁達和不拘一格,我這才有了不少悔意,覺得實在不應有那些顧慮,真是應該在他生前多去看望病中的他才對。如今他走了,天人永隔,我對此將只得抱憾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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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為近代意義上的一門學科,“中國史學史”已經走過近一個世紀的歷程。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本文梳理了在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過程中,從事該學科研究的重要學者之間的師承關係,涉及到梁啓超、朱希祖、李大釗、何炳松、柳詒徵、蒙文通、朱謙之、金毓黻、劉節、白壽彝等眾多著名學者,對比了中國史學史學科前後兩個階段的共同點、不同點,並指出其中的聯繫。

  關鍵詞:梁啓超;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術系譜

  中國史學的歷史源遠流長,作為對史學進行反思的“史學史”之因素很早就產生了,而且異常豐富。但是,作為一門近代意義上的學科,“中國史學史”則是在20世紀隨著中國史學的近代化而產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國史學史”的名稱,最早在胡適1924年發表的《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1)中出現,雖然是指中國史學的歷史,但卻沒有“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意思。最早明確提出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是梁啓超。1926年至1927年,梁啓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專門講述了“史學史的做法”,不僅提出了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史”一詞,而且為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後,中國史學史經過幾代人的探索和建設,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成為在歷史學系統中舉足輕重的一個二級學科。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師承關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說20世紀前期對中國史學史學科影響最大的是梁啓超,那麽,20世紀後期對這門學科貢獻最大的則是白壽彝。可以說,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可作為中國史學史學科誕生和繁榮的兩個標志。21世紀,我們要開創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新局面,應該對我們的家底作一個盤點,理清從梁啓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學術系譜。由於學術界對最近20年的史學史發展狀況一般比較熟悉,本文在論述上取“詳遠略近”之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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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錫瑞《經學歷史》 [1] 為清代以來重要的經學史著作之一,筆者閱讀此書,隨手記下重點及有疑處。今將其中六條,加以整理,藉《館訊》一角刊布。

皮氏引《困學紀聞》卷八云:「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 [2] 皮氏又云:「據王應麟說,是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曆始一大變也。《七經小傳》,劉敞作;《三經新義》,王安石作,或謂《新義》多勦敞說」(頁237)。

案:《困學紀聞》並未將《七經小傳》所出的時間與「慶曆」劃為必然的等號,而歷來學者多認為宋代經學自慶曆始一大變,劉敞的《七經小傳》是開此風氣之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云:「國史云: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已明言此項說法。劉敞為何能居此關鍵地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六<�春秋傳>:「考黃伯思《東觀餘論》稱:考正《書》武成實始於敞。則宋代改經之例(一作弊),敞導其先,宜其視改傳為固然矣,然論其大致,則得經意者為多。」卷三十三<�七經小傳>:「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直言劉敞好以己意改經,於宋代改經之例為先導。然而慶曆年間(1041~1048),劉敞(1019-1038)僅二十多歲,是否導其風氣?劉敞誠然長於《春秋》,相關著作有《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春秋傳說例》等,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七經小傳>云:「蓋敞本欲作《七經傳》,惟《春秋》先成。」故《七經小傳》不太可能於慶曆年間完成,則變古之風,是否始於劉敞仍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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