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211.89.225.4:82/gate/big5/zh.cnr.cn/whdjt/ztjz/200808/t20080812_505066321.html
主講人簡歷：天津靜海人，著名的《史記》與傳記文學研究專家，曾長期擔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先後出版《史記箋證》、《史記通論》、《史記題評》、《史記選注集說》、《史記選注匯評》、《史記評議賞析》、《史記博議》、《中國傳記藝術》、《中國傳記文學史》、《漢代散文史》、《詩集題評》等二十余部專著，主編《中國文學史》、《唐詩選注匯評》等，在台灣出版《史記新譯讀本》、《史記博議》等。
主持人殷亞敏：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下午好!歡迎大家光臨珠海文化大講堂第37講的會場。在我們的講座正式開始之前，仍然提醒各位注意請把你的手機調到震動或者關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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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7727
《史記》中所見“胡”與“匈奴”兩種稱謂，其含義是有明顯差別的。戰國時匈奴及北亞草原各遊牧部落，大多以“胡”為名。“胡”的稱謂泛指或分指“諸胡”，“匈奴”的稱謂則專指匈奴。秦漢之際，匈奴在政治上統一了北亞草原，漢人的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胡”與“匈奴”兩種稱謂頻繁互換，出現了嚴重的混淆。“匈奴 ”的稱謂既指匈奴，也指漢朝北境“諸胡”。而《史記》以“匈奴”指代戰國“諸胡”的做法，正是司馬遷用漢人觀念解釋舊史的結果。
關鍵詞：《史記》、胡、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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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3/788.html
刊《人文雜誌》 2008年第2期；作者提供，象牙塔網絡首發
摘 要：《史記》記述，白起在長平圍攻趙軍主力，“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終於敗降；宋義救趙，在即將與秦章邯、王離軍決戰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向劉邦投降。秦史中三個重要事件都出現了“四十六日”的歷史記錄，似乎並非巧合。考察宋義“四十六日”事及子嬰“四十六日”事，可以發現頗多疑點。聯繫以秦地為背景的傳說中也有“四十六日”情節，可以推知《史記》“四十六日”的記載應有某種文化象徵意義。在當時人的意識中，“四十六日”是顯示“天道”確定的規律性季候轉換的時段，是盛衰轉換的過程，也是生死轉換的過程。司馬遷“四十六日”的記述，似暗示“究天人之際”的史學追求作為潛意識的某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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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3/742.html
作者提供，象牙塔網絡首發
目次
一、趙高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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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較早的時期，它的命運卻並非如此。東漢班固曾經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漢書•司馬遷傳》）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當然，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
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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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出生於島根縣，修漢學，長年為小學教員。1965年11月12日瀧川資言出生於松江，通稱龜太郎，號君山，為藩士之子。
明治初年，從雨森精翁、內村鱸香學漢文。1882年中學三年級中途退學，上東京入島田葟村私塾，又進入東京大學附設古典講習科，1887年畢業，同期有市村瓚太郎、和田英松、島田鈞一、林泰輔、山田準等人。
因為非東京大學本科畢業，不通洋學而十年找不到固定工作，水澤利忠說：「時代急劇變化之時，仍然完全按照前一時代生活方式生活。」（《東洋學的系譜》2輯，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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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崇儒，抑或以正相反的“異端思想”爲指導（1），至令學術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看來猶有賸義可探，茲不揣譾陋，就崇儒的幾個問題，作一嘗試。
一
人所共知《史記》是對歷史編纂學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建立了由上古至西漢三千年的通史系統。它受什麼思想支配？主旨為何？這應是瞭解《史記》政治、學術傾向的一個主要關鍵。可是對此似乎未見有人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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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司馬遷《史記》。《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所謂的“正史”，此下接著還有二十四史。在司馬遷當時，大家只知有經學、子學、文學這些觀念而沒有史學的獨立觀念。所以《漢書•藝文志》裏，只有《六藝略》、《諸子略》、《辭賦略》，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附在《六藝略•春秋門》。可見當時學術分類，史學還是包括在經學中，並未獨立成一門學問。但司馬遷卻能創造出第一部“正史”，為以後幾乎兩千年所沿用，這不是一個極值得注意討論的問題嗎？依照現在人講法，司馬遷《史記》可說是一個大創造。司馬遷如何能完成這創造，這是一個大問題。
上一堂講，中國歷史有三種體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別記下，像《西周書》。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著年代先後來編排，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歷史上一切動力發生在人，人是歷史的中心，歷史的主腦，這一觀念應說是從太史公《史記》開始。所以《史記》是一種“列傳體”，一人一人分著立傳，就是以人物為中心。我那年在美國耶魯講中國史，曾說歷史應把人物作中心，沒有人怎麼會有歷史？歷史記載的是人事，人的事應以人為主，事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來的。有一位史學教授特地和我討論，他說：歷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為主腦，這層很有意思。但這人沒有事情表現，便跑不上歷史。我說：在這上，乃是東西方學術上一很大不同之點。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事情上的表現而成為歷史上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二十年，裏面就沒有顏淵，豈不因他沒有事情表現，就不上歷史。但顏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顏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顏淵。怎能說顏淵不是一歷史人物呢？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見。直到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仍都像中國《尚書》的體裁，以事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們寫歷史，也跟著西方化，如我寫的《國史大綱》，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為主。但此為求簡便則可。若進一層講，也可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還沒有一個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於如《左傳》般一年一月這樣分著的，當然更沒有像《史記》之列傳體，這是史學上一極大問題。清代乾嘉時章實齋著《文史通義》，他講中國史學上盛行的是《左傳》與《史記》，分年分人，將來該發展《尚書》體，把事情作主要單位。那時西方新學還沒有來中國。道光以後，慢慢地來了，中國人讀他們的歷史，就覺得章學誠已先見到了，西方的史學就是這樣，所以特別在清末民初，大家認章學誠是中國史學一大師。但我們還得進一步講，這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在我看法，中國人從《尚書》演進到（春秋》《左傳》，又演進到《史記》，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大進步。並不能說中國的（春秋》、《左傳》到《史記》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歷史體裁。這問題我雖今天只提起這樣一句話，不擬詳細講，但這話殊值諸位注意。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歷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歷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那麼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麼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裡用心研究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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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司馬遷與《史記》
西漢王朝到武帝時期臻於鼎盛，文學創作也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在政論散文和辭賦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歷史散文也出現了里程碑式的傑作，這就是由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史記》代表了古代歷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稱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史記》是西漢散文由前期向後期轉變時出現的，其風格兼有前期的氣勢磅礡、感情激切和後期深廣宏富、醇厚典雅的特點；其內容既有前期歷史反思的餘緒，又有後期溝通天地人的嘗試。司馬遷是漢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揮灑自如的神來之筆，令後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載之下依然可以想見其雄風。
第一節 司馬遷與《史記》的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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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司馬遷是我國偉大的史學家，其名山之作史記更貴為群史之首，隨著時移世易，中國歷代通史、專史、斷代史汗牛充棟，所給予後人的居然只是人們永遠無法擷取歷史教訓嗎？歷史所呈現的難道只是一幕幕刻板的興衰更迭？懷慕此戒慎徬徨之疑竇，我們希望藉由歷史哲學的概念來研析史遷的治史思想，透過動機、目的、形式、材料四因作為切入點，經緯全文，闢除積慮。
二、歷史價值的出現與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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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普遍地有一種「說」的欲望（或者說敘述的欲望），於是「說」出多故事。先民「說」他們信以為真的、關於神鬼靈異怪的故事，於是有神話、志怪。隨著文化進展，人類思維有一種人文的轉向：從信仰神鬼靈異轉而關注於「人」自身，因此紀錄「人」的活動、述說「人」的故事，於是有史傳或歷史敘事。
有人說：神話是無意識的虛構；「作意好奇」的小說，則可說是有意識的虛構──述說可能發生但事實上沒有如此發生的事件。相對於神話或小說的虛構，史傳向來強調實錄，指的是述說可能發生而且事實上發生過的事件。史傳的敘事，不僅表徵對「人」的活動本身的關注，也表徵人類考信事實的欲求和努力。
壹、史傳是中國敘事傳統裡的一個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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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馬遷和《史記》
前面我們說到，司馬相如的賦和司馬遷的《史記》，在表現時代意識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兩者在思想、藝術方面處于同樣高度。作爲宮廷文學侍從的司馬相如爲迎合君主趣味而寫作的賦，與雖作爲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的司馬遷所創作的《史記》，兩者之間不言而喻存在顯著差別。《史記》不僅具有雄偉的氣魄，而且反映出不斷强化的君主專制對于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壓迫，意識到這個時代的複雜的社會矛盾，體現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深刻思考，這些是漢賦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史記》不僅是漢代最偉大的著作，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上少數幾部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第一節 司馬遷的生平和他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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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華夏民族很可能來自遙遠的西亞——“四海之內”最早當指兩河流域或阿拉伯半島的地理狀況，而像“神州”、“天子”、“神明華胄”一類的觀念亦與希伯來文化若合符節。這支神秘的民族將太陰曆、青銅器製作工藝以及一種雜糅祖先崇拜的原始一神教帶到了東亞，其遷徙路線由上古尋根文學《穆天子傳》可以推知大概。周人集華夏文化之大成，與猶太人相比一重禮法一重律法，儒象拉比，庠序國學則有類猶太學校。而周文作為民族宗教也和猶太教一樣在其子代異變為泯滅種族界限的世界宗教。華夏族應與蘇美爾人有很深的淵源，而猶太人的祖先則為蘇美爾化的閃族部落——儒和拉比大約即是蘇美爾教師之變種，這兩類人使各自文化的基因恒久不變，從而成為遠古兩河文明的活化石。華夏文化與本土文化就象青白尼羅河在喀土穆交流融彙，流衍為古典中國文明——予人印象似乎一出世便成熟有如白鬍子老人。“華夷之辨”本意蓋指華夏族與土著居民之種族區隔，這一界限隨著二者融合逐漸消失於無形。司馬氏世典周史——當大一統國家崛起之時，太史公以如椽巨筆將華夏族的歷史記憶延伸為中國民族的共同記憶。史部之籍只是副本而已——若將《史記》視同六藝一般的經典，便翻開了此書之名山藏正本。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叢。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尢。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五帝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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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徐復觀所著《兩漢思想史‧論史記》，是他自己讀書和思考的心得，而他對史料考證十分嚴謹，治學態度十分認真，所提出的個人創見，含著對專制時代的感憤之心，所以能盡訴衷腸，不加諱飾。由廣博精詳的文後注釋，又可見作者渾厚的學養，之後在〈讀論史記駁議－敬答施之勉先生〉一文裡【1】，不僅修正了自己原先未考慮周詳之論點，更翻索原典，以歸納事實真相，由治學方法的謹慎，與共學適道的相答互勉中，似乎可描繪出一幅仁者的畫像！雖然身為評論擲地有聲的智者，仍然沒有一絲傲氣，謙卑地接受別人的建議，這點是值得吾人所取法。
以下僅就本文予筆者有深刻感受處做整理與詮釋，由於書名與人名很多，故不加標點符號，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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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子學以“入道見志”為基本原則，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二者區別顯著。《史記》最初的書名為《太史公》或《太史公書》，它既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子書，司馬遷兼有史家與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說他是以史家的內容體現了子家的立場。後世對司馬遷的褒貶不同的評價，可以由此得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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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有人約稿，說是給青年學生推薦點文史類的經典，很多人寫，然後湊成一本書。寫什麼好呢？約稿人說，你就揀歷史方面自己覺得重要的書，隨便寫，字數在三千字左右，當然，最好通俗一點。我依命行事，臨動筆，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麼夠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萬選，未必合適，為穩妥起見，還是寫兩本我比較熟悉也比較喜歡的書吧，一本是《史記》，一本是《觀堂集林》。但文章寫成，沒有下文（眼下，這類書倒是大為流行）。最近，承張鳴先生不棄，要我為《新東方》奉獻小文，我素無積稿，翻箱倒櫃，只有這點東西在。現在拿出來，真不好意思。書是很普通的書，話是很普通的話，難免老生常談，重複別人講過的東西。說不定，還有什麼狐狸尾巴，讓人抓住，也保不齊。我只能這麼說，這兩篇舊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問題，我是認真想過，其中還是有一點心得體會。
我們先談《史記》。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司馬遷，好人。好人經常倒楣，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史記》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於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並不在於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看，倒是在於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乾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於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於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在稱為“正史”的書。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於它的事，它做了總結；晚於它的事，它開了頭。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特別是他敍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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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上古史當中「大禹治水」這件事，不論是在正史的記載中，或是在民間的傳說裡，都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傳說禹治水十三年，櫛風沐雨，三過其門而不入，且導至自己「腓無胈，脛無毛」。而正因他治水有功，後來才能夠登九五之位。
以上的敘述，相信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可是，仔細想想，為什麼禹會為舜所用呢？據《史記．夏本紀》載，舜的父親是鯀，而在《尚書》和《史記》中，都有著帝堯以鯀治水，然鯀因治水無狀，而遭舜「殛於羽山」。也就是說，舜對於禹而言，有著殺父之仇。既然如此，禹又怎麼肯幫舜做事呢？
或許會有人說，舜之所以殺鯀，是因為鯀治水不力，何況，在《史記》中也有記載，當舜殛鯀時「天下皆稱是」。的確，舜的作法，不論是在道德或是在法令來說，都站得住腳。可是，別忘了在《孟子》當中，曾有「瞽叟殺人，舜棄天下負其父逃於海濱」的推測；在《論語》當中有「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的記載；在《左傳》「祭仲殺雍糾」一事中，雍姬之母也曾說：「人盡夫也。夫一而已。胡可比也。」而這些記載，都代表著早期儒家的那種「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近乎絕對性質的孝道。從這個角度來看，禹對於舜應該是痛恨之極才是，又怎麼會為他所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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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洵所寫的《六國論》在每個人在完成大學教育前所修習的中文課程中，總有機會接觸到至少一次，而其所抱持的「弊在賂秦」這個論點，令人印象深刻，普遍也認為這樣的論點正是以古諫今的寫作手法。當然這樣的說法在文中例證甚多，不容我們懷疑，然而令小輩好奇的是，老泉以六國喻宋，真的合適嗎？
細觀《六國論》一文，不管例證部分，重點只有三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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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記》當中，以「養客」這件事聞名的有兩種人。第一種是以朱家、郭解為代表的游俠；第二種是以孟嘗、平原、信陵、春申為代表的權臣。而這兩種人用來招攬所屬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前者是以自己的力量和個人魅力使眾人來歸，後者則是用金錢和權勢來招致客卿。就如同太史公所言：「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游俠列傳〉）大體來說，游俠勢力的養成，大多都是自己胼手胝足打下來的天下；然戰國四公子之所以能夠養士三千，進而造就龐大的影響力，很大一部份的原因在於他們身份顯貴，能夠取得較多的資源之故。
四公子之中，除了春申君黃歇的掘起，是因為上書秦昭王保全楚國，又不惜性命幫助楚考烈王從秦國逃回楚國繼位，可以說是以自己的力量取得之外。孟嘗君的地位是靠繼承父親而來；平原君、信陵君，一個是趙惠文王的弟弟、一個是魏昭王的孩子，都是國君的孩子，靠的都是王族的力量。同時，我們也可以因此推測，這三個人在這種成長背景之下，對於民間疾苦應該是不甚了解。用比較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三個公子哥兒。因此，在《史記》當中往往可以發現這三個人在某些行事上，時常流露出貴族子弟的驕矜之氣。
首先，他們都不懂得收斂自己，以致遭到君王的猜忌。這三個人都曾經在自己的國家為相，然而，也同樣因為不受君主信任而免職。信陵君在接受毛公、薛公的勸說而舉家歸魏，與魏王相與而泣、盡棄前嫌，又領五國之兵，退秦軍於函谷關。不久，卻因為秦國的反間計，而被安釐王廢絀。孟嘗君也因為名聲蓋過了君王，加上秦、趙兩國聯合向齊湣王進讒，而被免了相位。還好有馮驩為之鑿三窟，才讓他能夠復職。平原君更慘，他曾經擔任趙惠文王和趙孝成王的宰相，但卻「三去相、三復位」，雖然《史記》中沒有明確記載原因，然從他的行事作風看起來，恐怕也與名高震主有相當大的干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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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記》當中，有「刺客」一傳，用來記載五個刺客的事蹟。孟子嘗云：「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而太史公在本傳中也說「曹沬，魯人也。……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似乎有意要將五個人拉出一個「承繼」的關係來。
在這五名刺客當中，最為人所知的要數荊軻。在〈刺客列傳〉中，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用來陳述荊軻刺秦王的經過。清代姚祖恩作《史記菁華錄》、今人賴漢屏著《史記評賞》，在〈刺客列傳〉的部份，也都只有取荊軻傳的部份，對於其他四名刺客均略而不談。但是在這五名刺客當中，最令雲龍心折的卻是生平事蹟在《史記》全書僅佔六百七十八字的豫讓（註）。
與其他四名刺客相較，豫讓之所以刺趙襄子，並不是因為任何人的囑託，而是自發性的行動。當三家分智伯之地時，豫讓大可另投明主，或找個地方安渡餘生。但是，當他好不容易避過韓、趙、魏的追殺，逃到山中之後，卻自言自語的道：「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不同於其他人，豫讓所要報答的，是一個已經死去的對象，是一個不用報答也不會有人苛責的對象。和曹沫因為自己打敗仗想彌補、荊軻因為被太子丹一再催促才出發，豫讓的境界要高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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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