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3/781.html
原刊於《文史》2005年第4輯
自東晉十六國始，因長期分裂，南北兩地在學術文化方面呈現出很多差異。這些差異歷來為研究者所關注。但是回顧以往的研究史，我們發現研究者對涉及南北差異的一些關鍵性史料的理解並不相同，比如對《世說新語》記載的一段有關“南人”、“北人”的對話，研究者的認識就有分歧。這些分歧不解決，進一步討論就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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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230
推原儒家的歷史起源，古人稱為"原儒"，近人稱為"說儒"，其義則一。本文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敍述古今各種有關"儒"及儒之起源的說法，反省其立論的方法；第二部分選取周代的教化傳統與儒之起源的關係這一側面，以進一步瞭解本世紀學者原儒說的得失。
從漢儒到近代學者，對"儒家"的起源與發生，有所論斷，而二十世紀學者對此爭論尤多。以下按歷史的次序，將古今各家之說加以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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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366
一、前言
《論語‧八佾》載孔子之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古今文獻學者所推以為宗之名言。誠然，欲徵求乎前代之典章制度，圖借鏡於古人之歷史經驗，固非以其文獻為途徑不可。然古代文獻之不足徵者多矣，而其所以不足之故亦非一端。或以古籍既缺，而指津者亦寡；或以古文難曉，而今字乃乖戾；或以師徒相承，增益不休，而時序先後相混；或以歷代相傳，抄錯遺漏，而篇章不成文義。要之，今日所面對之傳代文獻，已遠非昔日所目睹之原作，而今人對古文之體會與理解，亦無法與古者相比。然而通過嚴謹的文字、音韻及訓詁等學門，再加以文本的校勘與句法的分析，庶幾古人之言與先聖之制尚可考徵其一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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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68
摘要：由於和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之出土資料大量問世，“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一度頻繁見諸報刊。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應予以審視和評價。出土文獻的確為改寫中國思想史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於出土文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獻研究的複雜性，使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文本整理和復原，不能輕易用出土文獻來改寫中國思想史。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處，不應輕易否定傳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證據法”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沒有多少可以指導具體研究的方法論成分。對“二重證據法”的過度推崇，滋長了輕率、粗糙的學風，導致了研究方法的簡單化。
近年來，與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的出土資料不斷問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三大發現，即1973年末至1974年初出土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1993年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與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董市場購回的湖北楚簡。這些重大發現，使海內外從事中國古典學研究的學者為之振奮。尤其20世紀末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問世之後，無論是媒體還是學界，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之中，“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頻繁見諸報刊。然而，隨著學者們對簡帛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術態度的日趨冷靜，“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提法開始少見了。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現在已經到了予以重新審視、評價的時候。應該如何去除情緒的色彩，如何賦予科學的意義，如何反思利用出土文獻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都是值得我們去總結的問題，同時也是對今後的研究必然產生影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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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民國元年鄂官書處叢刊本）卷十三“周末風俗”條，原文為：“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2] 關於郭店楚簡的下葬時代，目前為止有兩種意見，一是戰國中期偏晩說，即西元前300年左右，“白起拔郢”（西元前278年）之前，郭店楚簡的發掘整理者首倡此說，大部分學者同意這一說法，參見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前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種意見認為，不排除“白起拔郢”之後的可能性，以王葆玹、池田知久為代表。王葆玹的意見參見其《試論郭店楚簡各篇的撰作時代及其背景——兼論郭店及包山楚簡的時代問題》（《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390頁），池田知久的意見參見《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50-151頁、第267-270頁。上博楚簡因屬盜掘，沒有確定下葬時代的依據。但一般認為接近郭店楚簡的時代；馬王堆漢墓的下葬時代不存在問題，在漢文帝前元十二年（西元前168年），但對其中文獻成書時代的爭議頗大。以《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通稱《黃帝四經》）為例，有戰國中期以前、戰國中期左右、戰國晩期，乃至楚漢相爭時期到西漢初年各種說法。參見劉國忠《古代帛書》（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49頁，以及張增田《黃老治道及其實踐》（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7頁。
[3] 其他可參考者有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及山東銀雀山漢簡《唐勒》、江蘇尹灣漢簡《神烏賦》、敦煌漢簡《風雨詩》等詩賦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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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為中國的第一部經學史，《經學歷史》的最主要特點首先是它的會通性，這裏的“通”，包括時間跨度、內容的廣度，同時也指皮氏寫作思想的一致性。
眾所周知，經學在傳統社會中始終占據著意識形態的中樞地位，因此，在傳統社會中經學一直受到各階層的重視。《史記》中首列《儒林傳》，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傳記體經學史；班固《漢書》，增設《藝文志》而開書志體經學史的先河，以後經學史一直是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與此同時，私家著史也重視經學史的梳理，如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中注重辯明經籍的源流，南宋鄭樵《通志‧二十略》中的《經籍考》在考訂經籍的同時，更注重於經籍的流變。明代中後期，朱睦桔作《授經圖》將圖、傳、記集於一身，實際是清初朱彝尊《經義考》的先聲，都是以書志體為主的經學通史。成書於乾隆年間的《四庫提要‧經部》也是在時代學風影響下對經學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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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下面这篇文字是我用英文撰写的一篇解释性的长文——《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中的第二章，由《二十一世纪》托盛勤、唐古译为中文。《二十一世纪》这一期是关於“轴心突破”的专号，编者因为此章与之有关，特将拙文收入其中，以供读者参考。我愿意趁此机会向编者和译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於这是长文中的一章，开端和结尾都不免有些兀突。现在我要写几句话说明此文的原委。《论天人之际》主要在探讨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大致以“天”代表超越世界，以“人”代表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轴心突破”以前已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因“突破”而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文论旨甚为繁复，这里不能详说。此章论“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不过是全文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可以单独成立，但其涵义则必须在全文中才能充分显露出来。全文其他部分也有涉及“轴心突破”的，但这里无法包括进去。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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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來中國大陸文史研究領域的一些新變化
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變化——二、常識的變化：關於重建學術研究的基礎——三、基礎的動搖與瓦解：以國家、傳統、現代為例——四、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實例——五、文史領域：關注重心與使用資料的變化——六、小結
【建議閱讀文獻】
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張永堂譯，載《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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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古代沒有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但並不意味著沒有自己的學術分類體系。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體現了中國傳統學術按照自身的歷史邏輯，開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學術門類演化的歷程。
【關鍵詞】孔門四科；儒學四門；義理之學；考證之學；經濟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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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因為把大半時間挪去讀當代政論類書籍，所以《文心雕龍》就成了此舉之犧牲品，我想與其硬擠出一些消化不良的文字，不如另闢蹊徑，寫點不同的東西，可能還新鮮別緻。本期發報日適逢春假，其中的清明節免不了令人充滿聯想，於是靈機一動，想：乾脆寫有關《天人三策》的文章吧！過節嘛！應景一下，就讓我們大家不分男女老幼，先來後到，一同奔向『天人合一』的境界吧！呵呵。
又，徵引文字底本採用新校標點本《漢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各大』出本社翻印。如文字略有不同，那就有鬼了，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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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