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書緣與人緣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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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dn.com/NEWS/READING/X5/5359998.shtml

我所說的「王哥」是王民信先生,他大我十三歲,但情如弟兄,所以習慣僭越地叫他「王哥」。他在台灣大學圖書館服務三十二年,由館員而閱覽股長而主任而文學院聯合圖書室主任。他是位十足的「書的管理員」,在與書為伍之餘,也於台大歷史系姚 從吾、扎奇斯欽教授門下,從事西夏史、契丹史長年鍥而不捨的研究。他於民國66年規畫改善總圖書館書庫配置,由閉架式管理改為開架式閱覽,使台大師生從此 可與圖書自由親近。又於民國70年協調規畫修訂台灣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開放校外借書服務,使「藏書」真正成為天下「公器」。王哥行事雖謙恭溫和,而為他人謀,尤其是為大眾謀,其心胸氣魄竟是如此的恢宏壯闊。王哥卒於民國94年7月6日,距生於民國17年元月9日,享年七十八歲。夫人潘珊豪女士整理其遺書 近五千冊、遺稿近六百萬字,悉數捐贈台大圖書館專櫃典藏。則綜觀王哥一生,均在管書、讀書、著書中度過,堪稱是「以書為志業的人」。

「以書為志業的人」,必然無權勢可奪,也不為名利所累,終歸是個謙謙君子,而王哥正是這樣的人。

認識王哥的那個「場景」,我一想起就感到慚愧;但也因此使我對他感到佩服,由佩服而尊敬他、親近他。

民國60年我台大中文所博士班畢業獲國家文學博士留校任教,年方而立,不免氣盛。某日某生向我訴說:他帶我借給他的《辭海》到總圖參考室,被當作「偷書」 處置。我不禁勃然怒起,即到總圖找閱覽股長理論,數落他不可輕易誣衊學生。次日他陪同一位同事到研究室來看我,向我詳述原委,並出示學生悔過書。原來這個 學生利用我的《辭海》掉包,竊取館藏《辭海》,如被發現,即謊稱一時失誤,而事實上他已被人「留意」,他故技重施時,即被逮獲,而給他的處罰只是「悔 過」。當我了解狀況後,我一方面為班上有這樣的學生感到慚愧,一方面也為昨天自己但執一面之辭而咄咄逼人感到汗顏。而這位股長,當我盛怒時,不與我爭辯, 只說弄清楚後給我交代。而當他「給我交代」時,也同樣謙恭為和,沒有一句回傷我的話語,對學生的行為,也只希望他知過能改。這位股長就是我從此數十年來非 常親近、尊敬的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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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Coffee/0,3406,112009032500426+11051301+20090325+news,00.html

 糾纏著島嶼時空的悲情歷史,醞釀化為刊印在書籍封面的時代容顏。

 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 1961)表示:「身體是我們和世界聯結的唯一方式」。書物的裝幀形貌,屢常牽連著一個時代的身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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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老師李映慧是樂在其中的募書達人,她以個人力量為幾十個單位募書,且細心整理、分類,挑選適合的書給需要的單位。記者潘俊宏/攝影

募書通常不是一個人做得來的,但音樂老師李映慧卻募書募上癮,幾年下來整理、寄出數千本書,不夠的還自掏腰包買新書湊,不但偏遠地區陪讀班、國小受惠,還把書送到泰北。

四十五歲的李映慧是親友眼中的「募書達人」,她說原本就愛看書、買書也愛捐書,「報紙寫哪裡有需要,我就寄。」寄到後來,親朋好友有不要的書就直接往她家「倒」,家中隨時都有數百本「貨底」,她也勤於尋找受贈單位,為這些書找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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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南部北上求學的大學生,由於家境並不富裕,必須利用課餘打工貼補零用及買書。此次台北國際書展期間,我覓得一出版社六天的售書工讀機會,因此得以見識形形色色台北人購書的習性,他們無論男女老少,多半穿著整齊,年輕人也帶著幾許書卷氣。

有一位年輕媽媽,早上帶讀小三的女兒來我負責的攤位逛,經我仔細介紹後,買了一本繪本,下午,這小女生又跑來我攤位前微笑而有禮貌地喊我一聲姊姊,

我驚訝又欣喜的問她怎麼又回來了,話剛說完,她媽媽走過來牽著她的手並告訴我,她們母女已逛了六個小時急著要回家﹔我不禁當面讚美這年輕媽媽對小女兒教育成功,將來長大定是位充滿書香氣質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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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那個年輕啃書的歲月,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游盈隆整個人立即激動澎湃起來。唸政治的游盈隆就是那種窮學生,家境清貧又特別愛買書,但沒錢又買不起,他的辦法就是在舊書攤裡頭尋寶。

從1975年上台大開始,到1991年在拿到政治學博士,從台灣到負笈美國,游盈隆有一段刻骨銘心的舊書攤歲月。

游盈隆說,自幼在花蓮成長的他,自小就愛書,上了大學後,求知慾突地強烈起來,那個年代,仍在戒嚴時期,為了追尋知識,渴求真理,他急切地想去找一些禁書看,於是他想到了,光華商場的舊書攤。在空氣氤氳混濁、人聲嘈雜及人影進出的雜沓之中,他卻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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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五年拍了2萬8千多張照片;他讀村上春樹、史景遷和魯米的詩;他說:「原來書不是拿來背的,而是享受它的氣氛,印證自己的觀點。」

獨具風格的本土搖滾音樂歌手伍佰,每次發片,都為樂壇帶來旋風,千變萬化的曲風之外,許多粉絲都曾被他氣勢洶湧又深情無比的歌詞「煞」到。而在最近,伍佰推出第一本攝影集《風景》(時報),透過他鏡頭表現出來的純粹、絕對的定格畫面,更吸引了讀者目光。在音樂與攝影兩種截然不同的創作媒介之間,閱讀,猶如一道橋樑,蘊積伍佰豐沛的創作能量,也啟發他通往新鮮領域的靈感。下了舞台的伍佰,喜歡在泡澡時看書,會上網路書店買書,讀到心靈相通的好書時,更會忍不住為它寫一首歌。

被顏色追著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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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日,作家王文華在「書的城市漫遊」活動起跑記者會上說,這是近年他認為最具創意的活動!

想像一下,如果你既不用登記,也不必結帳,不但可以大大方方地把一本書從書店裡帶走,閱讀的時候還可以任意地在書的空白處寫上眉批,沒有人會怪你把一本書寫得滿滿的,甚至求之不得;你可以留下自己在這個城市遊走的足跡後,再將書交回書店,讓下一位如你一般的「城市漫遊者」,帶著這本書重啟另一種流浪的跫音。

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書店,果然夠「驚世駭俗」。活動在誠品台大店起跑當天,一位讀者拿了書要到服務台登記,當書店人員說明不須登記的活動規則後,這位讀者滿臉狐疑,一再追問:「真的嗎?真的可以直接拿走不用登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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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書讓我遠離僵化的學院體制,也因為書讓我變成逍遙自在的「坐家」(坐在家裡寫稿)。蒐了整屋子的書,一點也不後悔,因為書讓我脫離上班的束縛,

書創造我生命的奇蹟。如果沒有書,可能當個上班族,到了中年,老闆極可能把公司移到大陸去。如果沒有書,可能當個公務員,年資一到,領了退休金,可能上號子玩股票,結果就輸光光!

記得高中畢業後,大學沒考上,只好到部隊當兵。第二年部隊移師行政院,當時蔣經國擔任院長,權力淩駕總統,部隊的弟兄約有一百八十名,營房位居四個角落。幸運的是,我被指派到新聞局右邊的分遣班,負責便衣警衛,身上藏了一支左輪手槍,但懊惱的是,勤務時間十分冗長,每天上哨八個小時。幸好部隊上下哨十分頻繁,人員管制頗為鬆散,這一來,不用請假,便可以溜到光華商場的舊書店享受尋寶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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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曾老師有些微醺,直拍著我的肩膀,說:「崑陽,老師很欣賞你。好好用功!」到現在,我都還能回味當時內心那種溫暖、快樂的感覺……

第一次見到林耀曾老師,大約在1970年暑假過後。那時候,我大學三年級,「中國思想史」的課堂上,耀曾老師果如傳聞中那樣風度儒雅地站在講台上,以輕舒的語調講述著孔孟老莊荀韓。

他沒有使用固定的教本,只帶一冊筆記,大概是他自己整理的講綱吧!但是,他很少看筆記,腦中似乎有個資料庫,只須開啟視窗,便顯現《論語》、《孟子》等各種經典。他就這樣旁徵博引,豐實地教了我們一年的「中國思想史」。那時候,對於我們這群腹笥中沒裝幾篇文章的年輕學生,見識到耀曾老師的博聞強記,能將古奧的經典背誦如流,的確教我們瞠目結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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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瑞典學院建築物正面是諾貝爾基金會博物館。對門冰淇淋攤子據說是瑞典最好吃的冰點,不會辜負遠來看熱鬧的遊客。後棟石板路上拿著小旗子的導遊在瑞典學院的門牌前解說。眼前那扇老門推開是另一個世界,遊客不能進去。我們把門關上的那一瞬間,瞥見觀光客驚訝與探望的眼光。

門內是一個雅致的圖書館長廊。原來瑞典學院諾貝爾圖書館藏身在此。

收藏以「語文」 而非「國家」來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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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四月 09, 2003 我們需要國際級圖書館及博物館

卜居台北市近30年,對這個城市已經有種說不出的感覺,尤其又住在學術書店群聚的溫州街,對喜愛看書的我來說,可以說更是如魚得水。但如果說對台北市尚有不滿的話,就是這個首都少了國際級的圖書館及博物館。

在台外國人不上圖書館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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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我來說,愈是令人仰視的大圖書館,在記憶中留下的痕跡愈是冰冷。比如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總館等等,建築巍峨,氣勢淩人,館藏豐富。我很喜歡,甚至很倚賴,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沒有什麼親切的感受。相反地,我的生命中,總是有那麼一些很小的圖書館,規模小,書籍少,名氣幾乎沒有,但是每當我想起它們,心中會很溫暖。比如說北京市西城區圖書館。

西城區圖書館座落在北京故宮的城牆邊──這樣一個地理位置已經讓我很受用了。那是一個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正面廂房是書庫,兩邊是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小小的院落裡人跡稀少,安靜與書香倒是正成比例。上高中的時候,有時我會在放學後來這裡借書。那往往已經是黃昏,街上已經是下班高峰,嘈雜混亂中更透出院內的一派安詳。拿了書出門,沿著護城河走,夕陽把河水打得金黃,晃得眼睛不由得瞇起來。找到一個路邊的椅子坐下,把書打開,可是往往半天也看不下去。因為此時此刻,有著比書籍更有吸引了的東西,就是那種氛圍:黃昏下的紫禁城,紅色的磚牆破敗中尊華的儀態依舊 ,想到有多少的如煙往事至今只能在膝上的書中看到,只能從幾百年歷史的遺址中感受,年輕的心也不能不蒼老。

高中年代,西城區圖書館和故宮成了我的精神寄託的地方,借書,然後趁著閉館之前到故宮裏面逛逛,成了我雕琢自己的性靈的固定路線。而圖書館的借閱功能對我來說已經沒有那麼重要的。這種情況下,圖書館,只是一個生命中的符號,我們借助符號的意義演繹出自己的心情故事,把那些不願與人分享的青春迷幻在世紀和建築之間反復琢磨。西城區圖書館的藏書量其實很有限,經常借哪些書我已經無從記憶,但是,具體的東西的模糊更加突顯模糊的東西的具體,那種成長中的甜酸苦辣,往往正是深深埋藏在對一個地方的記憶中。我很高興我的這個埋藏生命密碼的地方,跟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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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參觀花蓮某鄉鎮市圖書館。一進書庫,館員就指著站立著整齊書籍的書架說:「這是一位退役的將軍,來這裡當志工整理的呢!」

我是有點驚訝。書架整書是圖書館最應該做好的工作,卻也是圖書館最頭疼的事;讀者任意取書,不懂或不願好好把書放回原位,總讓書架上的書一片凌亂。館員人數不足,無法經常整書,讓讀者即使查到索書號碼了,也經常無法找到該在架上的書,這是圖書館最常讓人垢病的地方。圖書館即使有一些志工,整書工作也是志工最不願擔任的了,單調乏味,沒甚成就感是主因,在書架前,一下子站,一下子蹲下去,對通常已上了年紀的志工,更是一項折磨。

而這樣清爽的書架,竟是一位退役的中將所整理的?將軍在退役後,肯來鄉鎮市立的小圖書館當志工,已令人驚奇,肯屈身彎腰做整書的工作,那就更要令人尊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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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第十八屆「讀書樂」活動(Lireenfete)於10月13日至15日在全國四百多個城市與國外舉行,今年特別訂立活動主題「一座城市,一部作品」(Une ville, une oeuvre),突顯出城市與文學創作的緊密關係。

一座城市,一部作品法國文化部相關單位指出,「讀書樂」活動旨在促進大眾閱讀風氣,每年均有許多社團、出版社與作家等自動自發地共襄盛舉,去年總計共吸引了兩百多萬民眾參與。今年特地訂出城市主題,與文學創作相連結,讓各地主辦單位去發揮。於是福樓拜(Flaubert)成了法北坎特魯(Canteleu)城的主角,多米勒(Deauville)以詩人阿波里奈(Appolinaire)為題,南部小城魯瑪杭(Loumarin)的主角則是卡繆(Camus),曾出任塞內加爾首任總統的作家桑格(Leopold Sedar Senghor)也成了里昂讀書樂活動的焦點人物。科諾伯勒(Grenoble)前不久才從古書拍賣場上搶救回子弟斯湯達爾(Stendhal)的《帕赫孟修道院》(La Chartreusede Parme)手稿,正好藉著此活動向市民介紹這項珍品。

今年「讀書樂」活動並推出「書寫之夜」(Nuit de l'ecrit),邀請演員詮釋文學作品,讓靜態的文字在舞台上活起來,全國各地約有兩百多項表演活動。今年並推出「閱讀喜相逢」(bookcrossing)活動,法國國鐵局在全國火車上放置了一萬本書,希望書本在大眾手中自由傳閱。不過也有人對這樣的作法不置可否,擔心這樣會讓人誤以為書籍最好免費贈閱,反而對作家與出版業造成負面影響。「讀書樂」活動並秉持全民閱讀的宗旨,走入醫院、安養中心與監獄,希望書香傳布得更廣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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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28日,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在中山南路舉辦遷館啟用儀式,一所現代化的圖書館開始展開服務,今年正是遷館20周年慶。

遷館,就是圖書館的搬家。圖書館為何要搬家?因為南海路舊館太狹小,不堪藏書日增的負荷。其實早在1978年筆者進入央圖服務時,每次到書庫,要擺置幾本新書,都必須在書架上硬塞硬擠。書庫當時就已書滿為患,即使有任何空間,也都用來增添書架,走道小得難以行走,整個書庫又沒空調,人在裡面,動不動就滿身大汗,書籍的保存當然就更堪慮了。

所幸當時的館長王振鵠高瞻遠矚,早已籌建新館。經過4年籌畫,1982年動工,1986年新館完成,終於可以搬遷了。但是,七、八十萬冊藏書如何搬家,卻是一件傷腦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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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說到我的童年知識啟蒙之地,是在母親工作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的書庫。現在讓我繼續抓住時間的繩索,把回憶扯近一點,來說說我初中的圖書館。這一段與台灣有很大的牽連。

這幾年的演講中,我經常像「祥林嫂」似地到處說,我的文學之路,是從台灣文學開始的。聽眾多是台灣人,我猜大家其實都不是很相信,只是念我拍馬屁拍到了點子上,無不驚歎點頭,很相信的樣子。其實我說的真不是虛構。在我上初中的時候正值八十年代中期,那個時候的中國文壇,還沒有從十年「文革」的劫難中緩過勁來。當時在創作方面,雖然有了一些傷痕文學之類的作品,但都是對時代悲劇的反思與批判,對世態炎涼的刻畫,看得我累得不行。對於一個十四、五歲,情竇初開的少年來說,最想看的怎麼會是這樣的東東呢?那個年紀的閱讀需求,最大的物件就是愛情什麼的,至少吧,也要是雖虛假但是美麗的愛情故事。這點小小的需求,瓊瑤阿姨的書就足夠打發的了。什麼《窗外》啦,《彩霞滿天》啦,瓊瑤的二、三十本小說都是在初中的圖書館裡看的,算是對台灣文學最早的接觸。那時,瓊瑤的小說很搶手,為了搶到庫存有限的藏書,我還多次跟我們班上的女生反目成仇呢。現在想起來只有一個字:汗!當然,如果讀者以為我的文學品味是從瓊瑤小說一脈相承而來的,那也真的有點冤枉我了。記得圖書館有一個台灣文學專架,那上面的作品我幾乎都瀏覽過,真正對我以後的文學和閱讀興趣產生影響的,還要說是洛夫、楊牧、鄭愁予他們的詩。在大陸文學的一片荒漠中,台灣詩風顯得既新鮮又震撼。我現在還很感謝初中圖書館的老師,他們可能無意識地購書,但卻可能因為正確的選擇開啟不知道哪個學生內心的一扇小小的視窗。我們那個圖書館說起來極為簡陋,只有兩間教室大小,藏書不會超過3萬冊,但是對求知欲正值高峰的中學學生來說,它不啻為一座精神世界的寶庫。今天的中學教育,有沒有人認識到,中學的圖書館,其實是教育環節中的重要一環呢?關於初中的圖書館,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記得那是在圖書館裏面還曾經借到過《孽子》。那時我對同性戀這件事情了解不多,看了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是現在想起來簡直百思不得其解:即使是20年的今天,同性戀題材的出版在中國都仍然是困難重重的事情,當年怎麼會允許《孽子》這部同志文學的經典作品在中國出版發行呢?上個月我去SantaBabara看白先勇先生,跟他提到這件事,他也覺得不可思議。

其實更加不可思議的事情,還是發生在我高中時候的圖書館中,那裡的一本書,改變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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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住在巴黎,要不然很想趁這兩天的世界文化遺產日到盧昂郊外康得勒鎮上(Canteleu)看看福樓拜的書房。

聽說在這個小鎮的市政廳禮堂裡,妥善保存了福樓拜的藏書和書架。福樓拜生前其實就住在離這市政廳不過幾公里遠的宅院裡,到如今這保持得尚稱完整的宅院,平常也開放參觀,不過裡頭偏偏少了書和書架。這其中緣故說來話長,總之,這批書也經過一番流離,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好不容易才有目前這個棲處。所以,現在要親炙一下福樓拜這批書,就只能等每年的世界文化遺產日,到康得勒市政廳看。想必會人擠人。

一時去不了,不如來紙上臥遊。法國學者的研究層面博而精,什麼大小題材都有人拿著放大鏡查驗,所以囉,福樓拜的藏書既然保存,豈會被放過。於是,圖書館裡資料一查,果真不少,他的藏書、讀書筆記,和談到書的書信等等一直被拿來做交叉研究;1999年,還曾經舉辦過一場以福樓拜藏書為題的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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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靜靜地闔上書頁,罪惡感升起,像是偷看了一位陌生人的日記。我揣測著那些意味深長、引人遐思而纏綿的詩句……

無意間在書房發現一本余光中詩集,是爺爺幫鄰居清理書房時,從抽屜裡清出來的。發行於民國五十三年,它足足大了我近三十載的歲月,紙張早已泛黃,看看定價──十八元!若現在一本詩集仍以此般賤價出售,應沒有人立志作詩人了。

我能想像他在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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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的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就希望歐洲電影界多以圖書館為背景或多以圖書館員為角色來拍電影,以提升民眾對圖書館的認知……

幾年前的春節,家族循例在初三中午大聚餐。席間,幾乎一年才見到一次面的侄子問我:「六叔,你在圖書館上班,是在做甚麼事呢?是不是在幫人借還書呢?」我回答他:「我擔任的是參考諮詢服務工作,是幫讀者解決查檢資料疑難或指導讀者圖書資料利用的人。」

他驚訝的說:「圖書館有這樣的服務呀?我以為圖書館員都只是在看報紙、打毛線衣,偶爾辦理一下借書手續而已!」孩子已高中畢業的侄子,年紀只比我小四、五歲,我不怪他不知道圖書館有參考服務這項業務;二、三十年前的圖書館,的確一進去,看到的大都是年紀頗大的管理員,面無表情的瞪著你,你不知道他們在做甚麼,也不知道他們為甚麼可以成為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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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爾摩市立圖書館,進門是天梯般一層層的書架,三百六十度圍繞(下);穹蒼般自然透光的圓形屋頂,是極簡的白,形成有趣對比。陳文芬/攝影

媒體人陳文芬七月初赴瑞典,與國際知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結婚。馬悅然愛書成癡,婚後帶新婚妻子造訪瑞典當地各個特色圖書館。陳文芬對有如天堂一般的斯德哥爾摩市立圖書館印象深刻,特撰報導與《讀書人》讀者分享這一趟「圖書館發現之旅」。(編者)

1946年瑞典建築大師Gunnar Asplund過世後,遺孀整理遺物不忍將他珍愛的燕尾服賣給不認識的人。她的姊妹恰巧在他最著名的設計代表作──斯德哥爾摩市立圖書館不遠處的大學任教,兩人在校園裡相中一位身材、氣質與Asplund相仿的青年學生,請他試穿這套絨料華麗的大禮服,果然合身,隨即將禮服相贈。這年輕人年年穿它,進了學術殿堂、進了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他是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這套燕尾服他穿了整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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