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轉載-中國史研究回顧與爭議 (35)

瀏覽方式： 標題列表 簡短摘要
二十年代：中國文化西來說

大家都知道，中國考古學一般是從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發現河南三門峽地區的仰韶遺址開始的。安特生當時是中國北洋政府聘請的礦業顧問，從1914年來華到1925年離開，安氏在中國待了十年，對中國考古學做出重大貢獻[2]。他因仰韶發現的陶器與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和現代中國漢族地區的民俗文物相似，所以推測仰韶文化是"中華遠古之文化"，仰韶是中國人的第一個史前遺址[3]。這個發現相當重要，因為在此之前，大家都認為所謂中國人的文化就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是一個白鬍子的老頭。雖然在此之前不少外國探險家和日本的考古學者已經在中國東北、西北、西南等地採集到遠古的石器，但是都被認為是異族的石器，和"中國人"也就是所謂漢人的歷史無關[4]。但是另一方面，當時這個孤島一樣的發現，只能通過和已知的中亞和中東的考古發現作比較，仰韶最有特色的是彩陶，而中亞地區今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與仰韶的紋飾很相似，於是安特生得出仰紹文化西來的假說。當時確定考古遺存的年代還沒有現在的碳十四測年，一切的年代都是根據地層迭壓關係和根據類型學的比較得到的相對年代，中東已經有比較一致看法的年代，而中國則除了商周文化以外，對在此以前的遠古文化一無所知，仰韶文化剛好放在安諾和商周文化之間的位置上，所以當然是西早東晚，從西到東順理成章。這個西來說被許多的中外學者所接受，是二十年代的顯學[5]。

三四十年代：東西二元對立說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http://tangsong.blog.hexun.com/7406671_d.html

　　研究歷史，貴有創見。在近代中國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時代觀，無疑是一項富有創見的發明。

　　內藤湖南先生治學，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國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過統覽中國歷史的全局、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疏理三千年來中國的紛繁史實，著重舉出了唐代和宋代的顯著差異。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這一轉變的契機。內藤將他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此說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史體系，但更重要的是，內藤富於創見的這一學說，講學而有宗旨[1]，為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有助於人們分梳紛如亂絲的史實，把握其中要領。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http://tangsong.blog.hexun.com/7406671_d.html

　　然而，批判內藤不像批判天皇主義者蓑田胸喜、白鳥庫吉那麽簡單易行。如果以天皇為中心繪出一圈圈同心圓，內藤遠在圈外。內藤也沒有和軍國主義沆瀣一氣，從而可以像整肅德富蘇峰、矢野仁一那樣予以發落。內藤湖南和津田左右吉等人是飽學之士，正確評價他們的時代局限和個人意識，是複雜和困難的課題。池田誠寫過一系列研究內藤的文章[88]，指出研究內藤史學不能無視明治時代後期的國民主義背景。池田誠說：“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是建立在內藤發揮的國民主義 (nationalism) 的延長線上的。”[89]池田在一系列文章中屢次講到，內藤是 “《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可以說是國民主義派的國粹主義政治論的中國版”[90]，所謂《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指的是“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和日本主義者陸羯南的主張。丸山真男曾將明治時期中產階級的國民主義分疏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三種[91]，人們今天可以參照，並以池田誠的一系列文章作為出發點,再檢討內藤的國民主義言行。

　　人作為個體的人，無不懸綴在社會的意義網絡之上。內藤生當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正當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政治制度小變革時代。處在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軍國主義的“大陸進出”主張日益囂張的時代，他不可能不受時代氛圍的影響。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化因為研究深入而情有獨鍾，雖然看到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他並沒有因此而抹殺中國文化理性部分的價值，他始終認定中國文化為東亞文化的主流，給予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他並不是絕對的中國中心主義者，從他高度評價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所開啟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獨立思想，可以瞭解內藤的立足點和他的全面的東亞文化觀[92]。此外，家教使內藤自幼深受日本實學的薰陶，他的究極關懷畢竟是日本的命運，關懷的結果使他不免趨同於國民主義。例如，內藤從歷史的角度論證風水流轉，在東亞，如今輪到日本該起領導作用的時刻；又如，老邁腐朽的中國已經失去了自我復興的能力，只有藉助於日本的引導和提攜，後來甚至提出武力介入，方能再生。諸如此類的言論，歸結起來無非是把當代中國視為應由日本拯救的對象。這必然在中國人心目中產生負面印象，影響中國史學界認真對待他的學術貢獻。但是，JoshuaA. Fogel和包弼德的觀察頗值得人們的注意。Fogel評述說：“對於像內藤這樣一位相信學當致用的人說來，日本為亞洲作決策的重任，絕不能只聽任職業政客和軍國主義人物一手把持。”[93]包弼德指出：“內藤從他的中國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貴族專制體制終將成為日本現代化的障礙；這個對日本的殷鑒，看起來內藤在開始從事中國研究的時候就繫之於心。”[94]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1]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講學而無宗旨, 即有嘉言, 是無頭緒之亂絲也。”

[2]John Lee《有關唐宋變革的近年英語著作：議題和趨向》(Recent Studies in English on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Issues and Trends), 《國際中國學研究》第2輯, 漢城: 韓國中國學會, 1999年12月,“新世界”一語見於此文第365頁。引自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 pp.300-329.

[3]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 August 1955,pp.538-539。此文摘要收於James T. C. Liu（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合編的Change in Sung China,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69, pp.4-8。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參考文獻
漢文(以作者姓氏的漢語拼音為序)
包弼德（Peter Bol）《美國宋代研究近況》，《新史學》第6卷第3期，1995年，185-205頁。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變遷重探》，《歷史的饋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此文、此書均未得拜讀。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唐宋變革”問題自1910年由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氏正式提出後，逐步成為唐宋史領域內吸引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個問題，時至今日依然如此。近年來，對“唐宋變革”理論本身發展歷史的回顧也在進行。美國方面，包弼德（Peter Bol）先生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史的變化為主》一文對美國學者的研究情况做了比較詳盡的說明。[1]發表在《中國史研究動態》上的日本學者宮澤知之的《唐宋社會變革論》一文簡要介紹了戰後日本學界有關唐宋變革論中涉及經濟關係層面問題的研究情况。[2]日本學者丸橋充拓的《唐宋變革史研究近况》一文對最近的日本學者唐宋變革的研究做了分專題的說明與論述。[3]在大陸，近年來有關唐宋變革的問題正逐步吸引不同領域內學者關注的目光。一些學者開始比較全面的介紹西方和日本有關唐宋變革論的研究成果，同時在唐宋變革論的關照下對涉及唐宋史領域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認識(參見張其凡的《關於“唐宋變革期” 學說的介紹與思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以及他的《兩宋歷史文化概論》第43—52頁的相關介紹，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值得關注的是在2002年這一年中，大陸的厦門大學與浙江大學都召開了有關唐宋歷史的學術會議，其主要議題都與唐宋社會變遷相關。在會議中，許多學者對唐宋變革論做了回顧性的探討，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對此理論作出相應探討。相對近期大陸而言，港臺學者對唐宋變革論的關注顯得並不充分，而主要集中於各相關領域內具體問題的研究。比較直接的討論唐宋變革問題的文章如錢穆的《唐宋時代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前途》十五），傅樂成的《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版），邱添生的《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以政治、社會、經濟之演變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7期），林瑞翰的《轉變與定型：宋代政治、社會的歷史特色》，《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1990年版)。

　　作為史學史和歷史理論的問題，唐宋變革論本身的變化過程就構成了一個非常有必要研究的課題。以往對於唐宋變革理論的研究主要是介紹和回顧性的。同時，在一些學者如包弼德先生的文章中也開始反思隱藏在種種變化後的中外史學界的在研究唐宋時代歷史上的基本思路的變遷(參見包弼德《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該文主要探討了美國學者在對唐宋變革問題的闡釋上如何擺脫舊有的“以歷史的目的論觀點為基礎”的討論框架而做出新的闡釋的。這種目的論的觀點，認為歷史的重點就是以地中海的資本主義文明為代表的現代化的實現。在他看來，新的闡釋“拒絕歷史目的論，但它仍認同歷史分期論”)。本文也將繼續討論唐宋變革理論變化發展的歷史，並以若干先後出現的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章為個案，並結合相關材料對這些個案加以詮釋，在西方中國學史的背景下，研究這其中所隱含的西方學界在涉及唐宋變革問題上的基本分析模式上的變遷(我們主要著眼於美國和日本學者。主要因為這兩個地區的學者對唐宋變革論的討論在整個世界宋史學界的討論中居於主要地位。同時，偶爾也涉及到大陸學者、歐洲學者以及港臺學者的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並不具有修正框架那樣的意義)。

一　中國學者傳統的唐宋時代觀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2) 人氣()

▲top
首先，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經驗的歷史學家。我自己研究的起點總是一開始鑒別一大堆迄今還沒有發掘的或發掘不夠的材料，然後從中找出新的經驗信息。我轉向學術理論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與理論的聯繫和對話來構造我自己的一些基於經驗發現的概念。從認識方法上講，我有意識地努力從經驗研究出發到理論，然後再返回到經驗發現，而不是從相反的路徑著手。我並沒有把我自己看作是理論家，我也沒有資格以理論的方式來談理論。我在這兒所能寫的是我自己的一點經驗，我所汲取的教訓，以及我依然面臨的一些問題和疑難。

我自己的經驗是理論讀起來和用起來可以使人興奮，但它也能使人墮落。它既可以使我們創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們機械地運用。它既可以為我們打開廣闊的視野並提出重要的問題，也可以為我們提供唾手可得的現成答案並使人們將問題極其簡單化。它既可以幫助我們連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給我們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題。它既可以使我們與中國研究圈子之外的同行進行對話，也可以使我們接受一些不易察覺但力量巨大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它既可以使我們進行廣泛的比較，也可以使我們的眼見局限於狹隘的西方中心的或中國中心的觀點。對理論的運用將象一次艱難的旅行，其中既充滿了令人興奮的可能性和報賞，也同樣布滿了陷阱和危險。

讓我先來講一講我能從自己的經歷中回憶起的理論運用中最誘人的陷阱。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將它們分為四個主要的陷阱：不加批判地運用，意識形態的運用，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主義（包括中國中心主義）。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3) 人氣()

▲top
按 语：池田知久教授为原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他的简帛学及思想史研究都在当今日本学界享有盛名。在2005年3月进行的这次访谈中，池田教授结合中国及日本古典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就古史辨派的学术理路与成果、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与研究方法等问题给予了比较系统的评定和论说，当有益于推进我们对上古史的认知。访谈文字的翻译及整理工作并得到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曹峰教授的倾力相助，在此谨致谢忱！

关键词：“古史辨”派；出土资料；传世文献；“疑古”

一、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编者按:《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是作者《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一文的续编，其删节稿发表于《读书》2005年第2期。此系作者刚刚传来的修定稿原文，现全文刊发，以飨读者。作者同时传来《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修定稿，我们据此更新该文，请在“文章推荐”栏查阅。

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大多把现代早期以来的西方设想为单向整合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但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实际明显不符合这样的逻辑，而进入近现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之下，也仍旧如此，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认识方法：从实际出发，使用“paradoxical society”(“悖论社会”)概念来突出它们违背西方理论信念的实际。探讨的重点仍旧是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需要说明的是，英文“paradox”和中文“悖论现象”一词的含义不完全一致：前者指的不仅是个别违背理论预期的现象，更指一双双相互矛盾、有此无彼的现象的同时存在。因此，只要我们敢于正视这个悖论现象，便会立刻对预期它们不会同时并存的理论信念及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提出质疑。本文对“悖论”的使用将以此义为准。此外，本文还用“现代传统”（新传统）这一概念来突出已经具有一个半世纪历史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实践对这个现实所做的回应及其所包含的“实践逻辑”，并进而探讨现代传统中的理念传统。我认为，正是悖论社会的现实以及现代传统中的实践和理念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理论和发展道路的方向。

（一）悖论社会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国内外中国研究领域长时期依赖现代西方的理论而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作者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把它作为一切认识的前提。近年来西方理论界本身已对这种“启蒙现代主义”提出多种质疑。在社会学领域，布迪厄又提出了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的设想。它其实接近于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所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去检验。排除其伴随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在调查方法上，这个认识传统接近于现代人类学的参与者的观察方法。在学术上，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个传统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关键词：理论、认识方法、实践、悖论、历史
作者黄宗智，1940年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2004年是日本大学教育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国立大学实现了大学法人化。对于2004年的日本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史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45岁以上的研究者，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多部很有分量的著作纷纷问世；②同时，史学的新秀们也表现非凡，他们尝试着将崭新的观点、理论框架、史料运用于史学研究领域；③从年代上看，蒙古、元代史方面的研究表现得更为活跃；④从研究领域上分，虽然制度、政治史的研究成果依然居于主流的位置，然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也相应地引起关注。下面对这些研究成果逐一进行介绍，以供大家参考。

制度·政治。在2004年的相关研究中，多是对地方行政制度的实证研究。首先是川崎觉士的《五代的道制》(《东洋学报》85-4)，该论文沿袭了近年来藩镇研究的成果，从以后唐为主的，通过命令系统和地方财政的存在状态来探讨五代的道制，指出“道”作为中间环节的行政区划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者认为从唐到宋的转变过程中并未实现中央集权化，但是却能看出从道发展为路的这一中间区划在功能上发生了转变。友永植在《宋都监探原考(三)》(别府大·史学研究会《史学论丛》34)一文中，为了探究宋代担任地方屯驻禁军的管理、监视职能的州县都监的历史渊源，而研究了五代时期州县都监的出现、普及等状况。熊本崇《(归田录)通判逸话考》(《集刊东洋学》92)一文，阐明了北宋太祖时期，由于文官供给(即文职官员储备)不足，一些州的长官多为武官，所以文官通判便被优先派往这些地区，他们很少作为文官知州的手下任职。作者为此作了非常细致的史料搜集工作，搜集了许多散落于世的重要史料。小林隆道《关于北宋时期“路”的行政化》(《东洋学报》86—1)一文，探讨了中国历史上以广域行政区划的出现为契机，导致元丰帐法产生的这一历史事件。即由于帐法的产生，运转司转化为文书行政的据点，其结果是其充分地参与到路内的行政财政管理中来，进一步推进了路的行政化。林煌达的《宋代县衙主簿初探》(《中国史学》14)是对主簿的编制、来历、职务的性质、俸禄、转职等的综合研究。后续的研究还有高崎圣明的关于宋代官僚制度的研究成果发表，即有关元丰改制的《北宋前期官制改革论与集议官论争》(《东洋学报》86—3)和《关于元丰改制的实行过程》(北大《史朋》37)的相继问世。前者是元丰改制前的官制改革论，分析了尚书省复活论(恢复尚书省)，特别指出了元丰改制从寻求内容上的改变到向唐制的无条件的复古，最终有意识地运用《周礼》的思想，推行具有宋朝特色改革的这一转化过程。后者是着眼于官僚对改革的认识，讨论了改革的过程，勾勒出对回归唐制有着强烈愿望的神宗虽遭官僚反对仍强力推进改革的状况。二者都是从“当事者意识”的角度探讨唐宋改革的探索之作。关于宋代的兵制，有大室智人的《西夏军的特征于北宋军的对策》(川越泰博编《明清史论集——中央大学川越研究室二十周年纪念》国书刊行会，以下简称为《川越论集》)，他在论文中探讨了西夏军、北宋军的战法、装备等宋代的兵制问题。此外，还有提出南宋时期火器未取得显著变化一说的冈田登的《南宋的军事火器》(无穷会《东洋文化》复刊92)一文。

政治方面的研究。森部丰《在唐末五代的代北时期的粟特系突厥和沙陀》(《东洋史研究》62—4)一文，鲜明地揭示了在黄巢起义时期，居于代北的以沙陀为主的粟特系突厥等游牧势力被沙陀统治者整编，从而成为沙陀各部中以卓越骑射技术闻名的军事力量，沙陀首领通过这次整编，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最终建立了后唐、后晋等沙陀系王朝。富天孔明《北宋时期“奔竞跑官”风气探微》(《史学研究》264)一文，针对随着举荐制的确立，出现了下层官僚为升迁、谋求举荐而奔走于上级官僚之间的风气，并举例分析了候选人改官、谋求职位的现象。在南宋政治方面的研究，有榎蓝岳史的《关于岳飞对长江中游统治的初探》(《新泻史学》52)一文。该文研究了岳飞对长江流域的统治体制和经营的实际状态，不仅是从岳飞等武装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层面上，而且是从在该地域的统治具有一定意义这一视角所作的的深入的分析，与近年来的藩镇研究具有某种相同之处。平田茂树发表的《从周必大(思陵录)、(奉诏录)看南宋初期的政治结构》(大阪市大·院·哲学历史学《人文研究》55-2)一文，运用周必大的两部日记史料，将临安的政治空间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对孝宗朝的政治结构进行了分析。进而对由皇帝御批而展开皇帝与官僚、宦官等的政治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藤本猛《武臣的清要》(《东洋史研究》63-1)一文认为，由于孝宗频繁更换宰执，致使其无法发挥职能；另一方面，皇帝任用宗室和阖门舍人等武官，从而构筑了皇帝亲政体制。作者因此联想到亲政体制在日后的光宗、宁宗朝导致了赵汝愚和韩侂胄的专权，也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佐藤贵保《十二世纪后半期西夏与南宋的沟通交往》(《待兼山论丛·史学》38)一文，将两国的交往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分别探讨了各个时期的背景。此外，王瑞来在《<�鹤林玉露>著者罗大经再考》(学习院大《东洋文化研究》6)一文中，对罗大经在担任抚州军事官时期的官名、官品、族人、交友关系等均作了考证。作为东南亚诸国与五代、宋朝交往的研究，有重松良昭的《十一十三世纪占城的交易》(《南方文化》31)一文，作者通过占城向中国的朝贡活动，分析了宋朝时期占城的交易状况。林谦一郎的《大理国史研究的视角》(名大·文《研究论集》史学50)，通过对中原王朝方面史料的整理，研究了南诏、大理国和五代王朝、宋朝的外交关系。还有山根直生的《唐宋政治史研究试论》(《中国史学》14)，对近年来唐宋政治史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整理和展望。在论文中，列举出了政治史与地域史、社会史的有机结合以及在唐宋时期国家统合的地理方面的状态的差异等，即使在政治史以外的其他领域，也是一篇具有启发性的文章。关于研究动态的论文，还有黄宽重(妹尾达彦译)的《台湾海峡两岸的宋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与文化》19)。另外，作为关于五代、宋朝的主要制度和政治的经典概论，周藤吉之、中嶋敏编的《五代与宋的兴亡》(《讲谈社学术文库》)也已复刊。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内容提要】作者的文章《"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在本刊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响。作者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在此集中作答，并对如何改进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这些概念包括近代以前中国的"经济革命"、宋代江南的农业变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经济史上的技术进步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等；第二类则主要是经济史研究中各种主要的方法及其运用，这些方法包括历史学方法、经济学方法、其他学科的方法，以及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史学家只有敞开胸怀，努力向其他学科学习，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才能使历史学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关 键 词】经济革命/农业革命/历史学方法/经济学方法

　　拙文《"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以下简称《检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不少同行通过口头和信件，就文中所谈到的问题与我切磋交流。特别要一提的是，去年6月和9月在东京和台北，与拙文所涉及的三位主要学者--斯波义信、伊懋可(Mark Elvin)和梁庚尧先生--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尔后他们还分别来信进一步阐述其看法（注：斯波义信、梁庚尧、伊懋可先生分别于2000年7月8、24、28日来信（其中伊氏长信实际上就是一篇小型论文）。在会谈和来信中。他们对拙文提出的观点，或持异议，或予赞同，或加以补充。与梁庚尧先生面谈时，我建议他对拙文的意见写出发表，以供讨论。后来他写成《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刊于《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2001年5月出版）。对于他们的积极回应，特致谢忱。）。这些回应表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确已提到日程上。为了把拙文引发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兹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在此集中作一回复。这些问题可以大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第二类集中于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的运用。本文把二者都作为研究方法来讨论。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则还要从"什么是经济史"谈起。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的啓動，是中國文史學界近期的一件大事。今年四月五日，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行了此一項目的專家論證會，許多著名學者，包括多位當年參加點校和編輯的學者，參加並發表了意見。新華社當日發表了題為《新中國重大古籍整理工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開始全面修訂》的長篇報導。各位專家和領導的發言，也已經在《古籍整理簡報》今年第六期刊出。對於二十四史當年整理的成就以及今日修訂的必要性，有關專家表達了幾乎一致的看法。現在進行修訂的條件，報導列舉了四項：

“一、近30年來考古發現中出土的文獻，為修訂工作提供了許多原始的材料。二、一些傳世文獻的公布和整體研究，深化了學界對於古代史的認識和理解。三、中國歷史各斷代史、專題史研究的不斷進步，豐富了修訂工作的資料。四、許多學者對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有針對性地撰寫了大量校訂研究的專著和質疑、考證性的文章、札記，已經對一些史書中的記述有所厘正。”

也非常準確。在具體組織實施的方法上，主持修訂工程的中華書局已經有較周全的看法。在具體的整理體例方面，有關專家的看法稍有一些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劃一體例，是否在原有文本基礎上進行修訂，如何利用現有的各種文本和研究成績。我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與中華書局聯繫較多，年來關注於此，與他們私下交談較多，但始終覺得表述還不夠系統完整。近期翻閱了一些文獻，對此作了一些較深入的考慮，在此寫出，就教於有關前輩，也希望因此而引起關注與討論。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原載於21世紀網頁

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html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本冊共收論及中國歷史上城市與鄉村的論文十四篇，在時間上起自先秦，迄於清末民初，由於明清史在這方面的研究較盛，所收明清史的論文也較多。為方便讀者閱讀，對各篇論文略作簡介。

古代社會原本是許多分散的農村，當社會組織繼續演進，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分別已經出現，而且統治者有足夠的權力動用大批人力時，人們開始築城。城最早是統治農村的基地，統治者居於其中，以之為中心，將許多分散的農村聯繫起來，成為國家。這時的城主要是政治性的，而同時具有軍事以及宗教的性質，重點在“城”而非“市”。“城市”連言顯示城具有較明顯的商業性質，然而這種性質是較晚才出現的。許倬雲所撰的〈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說明瞭先秦時期城市由政治軍事性發展為兼具商業性的經過。西周時代的封君，統治著許多封邑，這些封邑主要是農民聚居的村落；不過封君自己所住的邑，亦即都，則築有城牆，也建有宗廟，可能有較其他封邑為多的人口。以這些城邑，西周牢固地統治著新征服的東方地區。春秋時代由於各國間的軍事對抗，以及宗法制所導致的宗族不斷分衍，築城活動大為盛行，在這些情況下所築的城主要仍是政治性的，但是造時隨著交通路線的開拓，商業也逐漸發展起來。文獻以及考古所見的春秋古城，規模已不算小，內部的區劃亦非簡陋，有些國都可能已經具有某種程度的商業活動。這樣的一種變化，到戰國時代繼續而加速。這時各地區間的貿易已經興盛，金屬貨幣也已廣為流通，兩者互為倚伏，促進了城市的發展。考古發掘所見的大多數戰國古城，除了仍具有行政與軍事功能外，手工業作坊已普遍存在，文獻資料中也可以見到各類行業以及街市貿易的痕跡，大城市如臨淄更是人車繁忙擁擠而娛樂活動興盛。除了以政治、軍事中心而兼具商業性質的城市外，也有一些城市純因經濟條件而發達，例如陶與衛。城市發展到戰國時代，已經十分符合多功能的都市性格了。

城市的發展顯示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變遷，然而這段歷史在變遷之中也有延續。春秋中葉以前，居住在基層邑里中的民眾，以宗族血親為核心，構成共同活動的單位。他們在當時比較低落的生產條件下，以群體的方式進行耕作，共同負擔對政府的賦役，各家雖有私財，但在生活上則休戚與共，互相扶助。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政治社會發生劇烈的變遷，古代邑里組織遭受破壞，生產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進，同耕共賦的族群生活逐漸消逝。但即使經過商鞅變法，刻意製造小農家庭，實際上一直到漢代，聚族里居的情況仍然存在，宗族、鄉黨間依舊保持密切的聯繫。邢義田在〈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一文中，藉由閱讀《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闡明了從先秦到東漢鄉村社會組織在變遷中的延續性。文中指出以安土重遷為特色的農業社會從先秦到兩漢在根本上沒有大變，世代不遷的農村聚落大抵因婚姻而建立起濃厚的血緣關係。少數幾族人聚居在一起，族中的長老就是聚落的領袖。封建秩序崩潰之後，各國為嚴密組織庶人百姓而設的新里制並沒有破壞原有的聚落結構，只是在原有的聚落之上加上新的編組。原來聚落中的父老在鄉里中仍然居於領導的地位，他們憑藉著傳統的威望，和代表君王徵兵、抽稅、執法的里正等人，成為鄉里間領袖的兩種類型。《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記載了東漢明、章之世，侍廷裡幾個族姓父老為如何使用共同出資所購的田產，而成立稱為“僤”的組織，立定規章，刻於石券，說明瞭當時聚族里居的情況。配合以考古所得以及史籍中的資料，可以認為這種情況應是秦漢時期鄉里社會的普遍現象。也由於農村聚落中的家族親屬聯繫始終是地方組織中的重要成分，因此鄉里秩序除了以法律來維繫，仍須以孝悌、敬老等家族倫理為底基。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寫完《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一書後，社會學會通訊的編輯吳嘉苓邀我發表感言。有鑑於歷史社會學在當前歐美學界大放異彩，我自己卻似乎是臺灣社會學界唯一自我宣稱是搞歷史社會學的人，不免羞慚難以見人(註1)。 然幾度思忖，目前的處境實難脫特立孤行之譏，是以有必要向學界同仁們交心一下，也盼望透過發聲與對話，將來能「德不孤必有鄰」。

做起清代臺灣史的研究，如果稱不上是驚世駭俗的話，多少還是給我的社會學同仁們帶來一些複雜的感受。一位長年的同儕在公開演講的場合中質問我：「這在什麼意義上叫做社會學？」在不同的場合裡，我被迫澄清相近的疑惑，也曾經跟不少人聊起自己與歷史學接觸的體驗。藉著這個機會，我把得到的一些領悟與感想整理出來與大家分享。

歷史學的「租界」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3) 人氣()

▲top
導 言 羅彤華 陳國棟

就臺灣的中國經濟史這個範疇而言，研究宋、元以下的學者較多，也比較具特色，不過，隋唐以前的探索，臺灣的經濟史學者也不曾缺席。整體而言，五十年來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果。我們在選錄文章時，限於個人學養，耳目不周，掛一漏萬，滄海遺珠，在所難免，萬請讀者海涵。

在有限的時間內，我們檢視了臺灣地區過去五十年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業績，並且在此簡單地加以介紹。前面一半導論，由羅彤華主稿，後面一半由陳國棟撰寫，大致從宋、元時期斷開。內容各分成兩部分：一方面對整體研究狀況作一鳥瞰，另一方面則對收錄在本集中的作者及作品稍作描述。讀者細繹各文、參考其注解出處，當可窺測五十餘年來，臺灣學者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鍥而不捨的努力與求新求變的精神。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1) 人氣()

▲top
洛下棠
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3月），是近年看到石刻研究最好的著作。其錄文準確，資料很新，雖仍仿照傳統金石學題跋的方式寫作，但學識極好，考證也具現代學術的眼光，不像古人題跋那樣的東拉西扯，淺嘗輒止。近百年出土的宋前石刻，僅墓志就超過了8000種（日本氣賀澤保規新版的唐墓志目錄編到6400多，未收或新見者還有1000多）。如果有人象《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那樣全面仔細的考釋一番，於學術貢獻極其巨大。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以後新見到的唐前墓志，據我所知大約還有幾十種，我會陸續貼出目錄，也希望同好提供線索。
07-28-200511:38AM編輯引用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top
導 言 邢義田 林麗月

中國社會經濟史或中國社會政治史曾是臺灣過去五十年史學研究比較熱衷的課題之一。[1]社會變遷是其中的一個子題。要說明這個子題，不能不先說說社會經濟史或政治社會史研究的大脈絡。大體來說，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幾點特色：

第一，不以馬克思理論為框架，也比較不再關心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期間所爭論的生產方式、階級鬥爭、歷史發展階段和社會性質等議題。這一方面是從大陸來到臺灣的老一輩學者(如陶希聖、薩孟武)，在立場上絕大多數反對馬克思或傾向於從史料人手，不套用現成的理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現實環境不允許學者自由接觸和發表與馬克思理論同調的著作和意見，舊有的論戰議題幾乎不可能在臺延續。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3) 人氣()

▲top
本書收錄了十四篇在過去幾十年間發表於臺灣的中國思想史論文。在開始介紹本書的內容和編選考慮之前，要先對中國思想史研究在臺灣發展的情況稍作說明，以方便讀者瞭解本選集的性質。整體上來說，思想史是臺灣歷史學很有特色的一個領域。在過去半個世紀的臺灣，思想史學者不算多，除了七八十年代一段短暫的時期，研究也並不特別顯得蓬勃，不過，這個領域長期在臺灣歷史學界存在而且一直具有活力的事實本身，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了。1950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專業歷史學者關注或研究思想的很少，思想歷史的探索，基本上是哲學和中文學界出身的學者所從事的。在另一個具有中國文史研究傳統的地方——日本，情況也是如此，歷史學者對思想問題少有問津。於是，在相當的一段時間內，傳統的漢字文化圈裏，只有臺灣歷史學界對思想史保持關注，這是臺灣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具有特色和顯著成果的基本背景。

顧名思義，思想史可以包括對於歷史上一切思想現象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存在於人文與社會研究中的許多學科。由於訓練與專業眼光使然，歷史學者研究思想，觀察的眼界往往比較廣闊，會注意到零散不成體系的觀念或沒有明確表露的集體意識，觀念和具體歷史環境的關係，尤其是考察的重點；另一方面，對於哲學和其他專門學術課題，有時則不如其他行道的學者精到。以上所說，只是大概的情況，歷史學訓練出身的思想史家，也有以學術思想的內在問題作為研究重點的，反之，中文、哲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者敏於歷史觀察的，也大有人在。本書收選論文，並不考慮作者的出身學科，但多少會顧及研究取向是否接近於常識上所說的思想史，以免內容駁雜，為例不純。無論如何，在臺灣的思想史研究中，歷史學者是重要力量終究是個突出的現象，值得先行向讀者說明。

大抵來說，臺灣的思想史研究存在著兩個傳統，一是具有傳統背景的學術史，另一是西方式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前者是近代中國史學的延伸，後者則特別是1970年代以後，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英語史學影響而興盛的。後面的一項因素，是臺灣歷史學界具有思想史研究傳統的關鍵原因。本選集中，來自這兩個傳統的論文都有，但讀者應該也能發現，兩者並不能截然劃分。學者處於具有兩個傳統的學術氛圍，兼受沾溉，毋寧是很自然的。
(繼續閱讀...)

FguHistoryAlumni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1) 人氣()

▲top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