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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在大陸是個政治敏感題材,「穎州的孩子」紀錄片能順利拍攝完成,源於中共中央的態度出現鬆動,加上影片設定為不敏感公益廣告與反歧視性質,但該影片也意外暴露出大陸民間社會常以動機陰謀論,質疑慈善家的善行義舉。

拍攝「穎州」一片初始並不順利,導演楊紫燁曾指出,「剛到農村時,農民並不歡迎,認為我們將不光彩的事情暴露出來」,後因○四年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與愛滋病人見面,並吃餃子同過春節,「官方的姿態使整件事得到改變」。

不過,「穎州」的拍攝也意外揭開中國民間社會的「性惡色彩濃厚」現象。該片取材於中國第一個民間抗愛救助組織「安徽阜陽市愛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簡稱阜愛協會),該會於二○○三年十二月,由當地女企業家張穎結合商界友人共同捐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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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的快速繁榮中,中國崛起的背後始終拖著一條長長的陰影,那就是境內的人權問題。當二00八奧運逼近,國際社會驚艷於北京的建築新貌之際,中國人權的陰影有消褪多少嗎?最近北京當局同意抗愛滋鬥士高耀潔赴美領取人權獎,讓人似乎嗅到一絲不同的空氣,長期以來中共認為維權人士發表異議是帶給國家羞辱的心態,似乎已有轉變。

年約八十歲的高耀潔醫師,是大陸愛滋維權先鋒,除了從事醫療和防治,她更自掏腰包濟助愛滋孤兒。不料,中共卻因她揭發河南愛滋大感染是源於農民賣血所致,而對她長期跟監和打壓,不准她接受媒體訪問,更限制她進入愛滋村活動。最近高耀潔獲得美國婦女組織「生命之音」的人權獎,中共一度企圖以軟禁手段阻止她出國領獎,經美國參議員希拉蕊關切,終於獲得胡錦濤親批放行。

一位關心社會弱勢的老太太,出錢出力助人,竟被自己的政府當成眼中釘,在任何民主國家看來,都是難以理解的事。在中國,這其實可從兩個層面來解釋:其一是民族自尊心作祟,認為愛滋這樣「不可說」的疾病大規模流行,是不名譽事件,不可張揚;其二是官僚主義作祟,河南愛滋病擴散與醫院衛生欠佳和地方官員處理不當有關,地方政府阻撓高耀潔行動,其實是為了掩蓋問題、逃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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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55歲之齡遽然辭世、令人懷念的溫世仁,攝於大陸西寧市。
(明日工作室/提供)

在知識經濟年代,企業家都在尋找利潤可以更高的「新商業模式」,溫世仁默默地以全球奔波及珍貴生命為代價,構建了一個跨越五道門檻的「新台灣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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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蕭山機場到杭州的路程中,看到周遭的田野、村落中,座落了許多外型美觀的房舍,有的甚至比我門現在宜蘭鄉間經常看到的別墅型房子還有看頭;我不禁深深感到,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東南沿海省份,的確已非昔日阿蒙了。

但因為這一星期時間,經常前往寧波、紹興等地,有時薄幕或夜晚時刻,還會再經過蕭山到杭州這路段,我倒發覺,怎麼這些田野間的美麗農舍,要不是暗漆漆,不然就只是透出微弱昏黃的燈光而已?

問陪同的中國同道,他們說,那些農舍,是因為新建蕭山機場後,到機場的路上會經過,為了給外賓好看的景觀,大概在政府補助之下改建的。但本質上,農民還是很節省的,晚上沒有必要,不會大開燈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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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6點,梁建中會站在隊部的擴音器前,輕拍著話筒:「今天請男的勞動力到東南拔蘿蔔苗,以下人員要去:建民、造順、書纖……」

梁建中是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第四生產隊隊長,他的生活中從來沒有出現過自由勞動,「隊裏所有的勞動都要由我來組織、安排的。」

周家莊是中國目前僅存的「人民公社」。自1962年迄今,周家莊人民公社已經存在了44年,在那裏,絕大多數社員仍依賴著集體計劃經濟生活,記工分,分口糧,集中耕作、統一分配是周家莊的主要勞動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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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孩子們厭倦了在上海街市頂著大太陽逛街的日子,寧可待在爸爸的宿舍裡,在30層樓的公寓裡看電視、看街景。

我一人獨自搭乘地鐵,來到南京東路,逛進一家家百貨商場,走進同仁堂,走進永安百貨,想去追尋那十里洋場的過往歲月。終究敵不過酷熱的暑氣,走進肯德基,好不容易買到一杯可樂,找到個位置坐下來。

肯德基在地下一樓,旁邊是大賣場的麵包店,擺著一條條廉價的土司,以及和著色素混烤出來的麵包。店裡滿滿是人,進來八位男女混雜的中年人,沒見小孩,組合看來奇怪,純是理當帶孩子來肯德基吃炸雞的中年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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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老外何瑞元發表了一篇「無所不到的O東」,讚許台北市這條公車路線,小市民我讀了感念至今,2002年來到湖南長沙,也試著尋尋覓覓,有這麼可愛的O東嗎?

公共汽車在這兒叫「公交車」,票價低廉(人民幣一元),離峰時間搭車,非常方便,只要穿戴簡樸,上車付現或儲值卡,金口別開,就自以為人家「肯定」認不出我是人外鄉人(才怪)。切記!尖峰時,扒手「肯定」常相左右,我可警告在先了。「肯定」是他們的口頭禪。

2003年為了主辦五城運動會,長沙的建設用「一天一個樣,三天一大樣」來形容,?不誇張。上街逛著逛著,看看快到下班時間了,剛巧這輛公車路經老公辦公室,何不和他一齊下班呢?公交車蹦著跳著,一路顛簸不斷,咦!窗外風景怎麼變得那麼陌生?還駛上了一座古老斑駁的長橋!哈!我肯定是「東」出瀏陽河了,整整衣襟,假裝鎮定,馬上下車,黃沙迷漫中,只見我佇立在一大片的老舊矮屋前,打個電話向司機何師傅求救吧,不成!問題大了,我身在何處?自己都不知道!長沙鬧區都找不到門牌,更何況是郊區?再瞧瞧,也找不到公用電話,這才恍然大悟,手機為什麼賣得火熱(失竊率也特高)。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原來遇到修路,公交車的路線,就只能保證起點和終點不變,至於中間會走那兒?誰叫你不看看某些報紙!那兒的報紙分類是滿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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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民運人士王丹雖然在美國停留將近十年,但是仍然相當關注大陸政治局勢的發展。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願意與中共黨內開明派合作推動大陸民主。而對於禁書風波,王丹認為,大陸的社會力量已經逐漸興起;相反的,國家力量逐漸減弱,十年之內兩股力量可能就會出現「黃金交叉」,社會力凌駕於政治力之上。以下是王丹專訪內容:

問:這次中共全國新聞出版總署對八本書下達了禁書令,之後引起禁書作者章詒和等藝文界、知識界人士的反彈,您怎麼看待此一事件?

社會力量彰顯 國家力量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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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台灣卻深受中華文化烙印,每每看到錦繡中華之精美畫面而怦然心動,那山那水,那人文浸漬了五千年的神州大陸.,總令人難以割捨。

由開放之初的上海蘇杭,而後三山五嶽,至今熱門的西藏雲南,都有幸駐足,確實令人鎮懾,中國有活力有希望。

秦嶺大別山分割了中國地理上的人文氣候而現在大海滲染了中國,越靠海的東南半壁越有錢,人潮錢潮揮金如土,不亞於西方令人咂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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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記者與北京文化界人士談起中國文壇種種,朋友最後以四字來形容─「光怪陸離」。並稱中國目前雖然「百家爭鳴」,卻每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言下之意,文壇也吹起市場風,誰懂得炒作,誰就是「大師」。沒有市場,就什麼都不是!

這場對話,是從李敖批評「國學大師」季羨林(見圖,摘自大陸網站)說起的。李敖最近接受大陸《南都週刊》訪問說,「大陸沒有文化名流」,而「國學大師」季羨林是「三個桂冠都不及格」,「他是個很弱的教授,語文能力還不錯。別人全死光了,他還沒死,所以他就變成國學大師了」。

季羨林辭三頭銜 震驚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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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包公祠。聯合報提供

2007年伊始,華文出版最重要的新聞,當屬中國大陸發布「八本禁書」,以及《中國農民調查》作者陳桂棣、春桃夫婦被控毀謗案的戲劇發展。

一月十日,中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在北京全國圖書訂貨會開幕前一天,以「內容越線」為由,宣布八本書的禁書令,包括章詒和《伶人往事》、胡發雲《如焉》、曉劍《滄桑》、朱凌《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國亞《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袁鷹《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朱華祥《新聞界》及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的「年代懷舊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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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二月十九日是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過世十周年。鄧小平生前叱吒風雲,三次沈浮後主導中國改革開放,為今日中國榮景奠基,在中共政壇地位與評價無人比擬。值此鄧小平過世十周年前夕,本報特別製作「鄧後十年」專題報導,除回顧鄧過世情景及其制訂政策、特別是對台政策的影響力外,同時就其歷史功過進行評析。

鄧小平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之姿態掌權大力推動「改革開放」,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其經濟發展政策固然造就了「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接踵而至的貧富懸殊問題,迄今已然越演越烈。大陸政經學者認為,當時鄧小平未能推動的政治改革,未來更應該加速推動。而鄧小平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下令鎮壓,談功論過,這筆帳也不能不算。

一九七八年中共確立改革開放方針之後,經濟快速成長。一九七九年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為四○三八.二億元人民幣,一九八八年成長至一兆四九二八.三億元人民幣,十年之間成長了三點七倍。但是,這十年之間中共高幹以權謀私日益嚴重,「官倒官倒,處處通道;肚脹腸肥,百姓難熬」成為當時寫照。而物價騰飛情況尤其嚴重,北京百姓一個月的基本工資只夠買三個西瓜,終於造成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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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船先後駛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及「一國兩制統一中國」的大型標語,廈門,逐漸進入眼簾。拜小三通之賜,我對廈門有進一步觀察。 建築,最能解讀一個城市的歷史沿革。遊客總是被帶往有「萬國建築博覽」美譽的鼓浪嶼去參觀過往洋人帶來的歐陸、華僑帶回的南洋建築風格,以及廈門大學內 華僑陳嘉庚把閩南式的燕尾脊屋頂、建築在西洋樓層上,所謂「穿西裝,戴斗笠」的反帝國主義獨特建築風格,然後大肆吹捧一番。

其實,老市區才是一個城市文化底蘊的所在。光看大橋頭、市仔街、棉襪巷、這些保留至今的街名,總給人似曾相似的感覺。廈門島內腹地十分有限,商業區遮風避雨的騎樓設計,隱藏對過路客的商機考量。住宅區就不見此蹤跡。曲折狹窄的巷弄,婉延在老區內,跟北方筆直的胡同大異其趣。正如同閩南人的個性,拐彎抹角不著邊際。白天,許多菜販聚集於此,做些鄰里之間的買賣。晚上,許多人摸黑回家,不曾抱怨。從早到晚總是有人穿睡衣魚貫于巷弄之間,好像「走灶腳」一樣自如。「幹恁佬」「恁爸」不絕於耳,即使女性也不例外。而不管是商業區還是住宅區,總是很容易見到隨處飄揚的「萬國旗」,這戶人家有多少人,哪種人,可以從她門外曬的衣服略知一二。每一份空間都被充分利用。而隨著都市快速發展,老市區漸漸面臨拆遷,以前兩岸對峙時期,有幅戲謔的對聯「金門廈門門對門」「大炮小炮炮打炮」,如今廈門炮聲依然隆隆,老市區快速拆遷,完全仰賴最新爆破技術。等待,是老區居民共同的命運,只是先後次序不同。常常有人回來話家常,直到整個老區被剷平,這裡獨特的人情味也跟著消失無蹤!

走出老市區,新市區的發展日新月異,高樓林立的速度令人刮目相看。而廈門的夜景十分獨特。市政府有個單位叫夜景辦,專門負責模運用LED燈光技術打造全市的美麗夜景,尤其在鼓浪嶼與本島之間,五顏六色的燈光投射在兩岸各式各樣的建築物上,像極了上海外灘,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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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七月,青藏鐵路正式通車,也為西藏打開了對外更方便的溝通門戶。記得早在二○○一年春末,我及一些同參道友便一同至西藏朝聖,雖說是朝聖,但也帶點半旅遊的心情來到這塊聖地。這個以前在地理課本所讀過的地理名詞、我所景仰達賴喇嘛的故鄉,此刻我居然踏在這片土地上,那種奇妙的感覺貫穿我身,一直到我回到台灣。

廟宇中濃濃的酥油香、喇嘛令人攝心的誦經聲、渾然天成的美景,均令人印象深刻,而老天爺所賦予西藏獨特的漂亮景緻、大片的藍天白雲,讓在擁擠台灣島嶼長大的我有著許多的驚艷。

一日,在參訪完著名的色拉寺後,於廟中一隅遇見一西藏的青年人,他對一身輕鬆旅者裝扮的我有著些許的好奇,好奇的問我打哪來?我答:「台灣。」他面露驚訝的表情,直呼好遠的地方。他接著簡單的自我介紹,說目前就讀高中,並表示西藏太落後,必須多跟外界學習才能跟上世界的腳步。我聽了之後也不知該說什麼,或許他羨慕台灣的繁榮與富裕,我們卻羨慕西藏的自在與無爭;他可能不知道來自台灣的我們社會競爭有多激烈?物質上可能很富裕,心靈卻顯得十分貧脊。我們來到心靈的故鄉尋找生命的意義,他們卻希望擁有我們同樣的物質生活享受。西藏人追求現代文明,我們卻來西藏追求心靈感動,彼此互相羨慕,互相嚮往。其實進步與落後的定義在哪裡我也不曉得?或許他希望在他家裝一台電腦、架好網路,以便與世界接軌;學好英文,以便跟外界溝通。但他可能不知道,不少台灣的上班族卻在電腦桌上擺幾尊佛像,好讓自己在沉重的工作壓力中得到一個心靈上的沉靜;放假時參加禪七或佛七,讓身心都得到釋放。或許誰都沒有對錯,只因在不同的環境中造成不同的思維,在菩薩的眼中這一切都是因緣的造化,只是這不同的因緣所產生的業及煩惱各有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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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在書店排行榜上,看到一些舊上海題材的書籍依舊高高在上,但是我得說,這類玩意的參考價值是可疑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上海一家報紙引述了一位旅居紐約的老華僑的觀感:「上海竟然有『老上海』之說,不可思議。紐約就沒人敢自稱『老紐約』。」所謂「老上海」,是指那些老資格的原住民,他們諳熟上海的方方面面,腦子裏裝著本埠的活地圖,無論文化沿革、市井掌故還是衣食住行,表達起來都能頭頭是道,手到擒來。而那位華僑發這通觀感,起因在於他離開上海雖然長逾三十年,重歸故里,竟然沒費什麼事就找到了兒時的弄堂。人已非,物依舊,對於一座國際化大都市來說,有點不太像話。在該華僑看來,上海的變化太過微不足道,為人津津樂道的不過幾條主要商業街,再加市區面積有限,熟悉起來當然沒啥難度。他由此認為,「老上海」缺乏技術含量,只要在上海多少待過幾年,誰都可以「老上海」自居,不像紐約,你住的時間越長,你越感覺到它的闊大和淵深,你也就越不敢輕易斷言。似乎,任何對紐約的簡單評價,都涉嫌輕舉妄動,都可能予人以「少不更事」之感。

我認可這位華僑對上海的評價,但我同時認為該評價也存在一個有效期,至遲在最近這個世紀之交,該評價過期了。一個標誌性特徵是:「老上海」已經消失。現在的上海即使仍然不適宜與紐約相比,但已經沒有什麼人敢以「老上海」自詡了,而在十年之前,連我都不妨自命為「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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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鄧小平去世十周年前夕,因「皇甫平」系列評論聞名的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力倡中共必須政治體制改革,學習越南模式,擴大黨內民主和民眾直接選舉層面,從村到省都應該直選。周瑞金的大膽言論,再次為中共政壇投下震撼彈。

大陸「南方都市報」報導,周瑞金表示,改革開放迄今,大陸社會出現五大問題,包括:

一、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拉大,人口增長、資源消耗和生態惡化對發展造成巨大壓力;二、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就業、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社會治安等與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較突出;三、政府決策不透明、資訊不對稱;四、腐敗現象使社會正義、公平受到損害;五、社會誠信缺失、道德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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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關村販賣烤腸的小販崔英杰,由於賴以維生的三輪車遭到城管副隊長李志強等人扣留,情急之下以烤腸用的小刀將李志強刺死,可能遭處死刑。而包括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副主任張恆山等學者專家,乃至市井小民都認為問題出自於制度殺人,紛紛呼籲刀下留住崔英杰。

年僅二十三歲的崔英杰家境貧寒,初中畢業後入伍服役,曾經獲得「優秀士兵」頭銜。退伍後到北京謀生,做過保安,去年八月案發時以販賣烤腸謀生。而被扣留的三輪車,則是案發前一天才借錢購得。不料,剛開始做生意就被李志強等人以無照商販的名義取締。

城管並不是警察,而是大陸各級地方政府下屬的行政單位,負責城市停車、節水、環保、無照攤販取締等麻煩問題的管理任務,執行任務時應著制服。李志強一群十多人對崔英杰執法時,大多穿著便裝。案發後,李志強已被封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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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在我眼中不是鏡子,不是長河,不是一件件發黃的紙,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海南作協副主席曉劍在《滄桑》一書中如此結尾,但這種歷史觀,讓他的書成為中宣部「八大禁書」之一。

一位上海朋友周末來電:「三聯周刊不久前做了一期文革專刊,以江青為封面,結果被禁了!」對照中宣部查禁章詒和《伶人往事》等書,上海朋友的消息一點不意外。對大陸年輕一輩來說,文革只是歷史記憶,但對不少經歷文革痛楚及歷史沈澱的老一輩人來說,歷史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

究竟中宣部怕什麼?檢視禁書或許從中可得出蛛絲馬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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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火車內的乘客逐漸出現不熟悉的臉孔;傳來不熟悉的語言,我深深知道烏魯木齊就快到了!「一國兩字」是這裡給我的第一印象!路標、甚至商店招牌都會用中文(漢字)和維吾爾文書寫,所以即使在烏魯木齊這個以漢族為主的城市,你也可以強烈感覺得到少數民族的存在。尤其我住的地方特別在維吾爾族最集中的國際大巴札(巴札是維文:市場)附近。每天一出門,好像來到中東,滿街的少數民族以及鬼畫符的文字,跟印象中的中國,差十萬八千里,偏偏這裡又是屬於中國。維族的五官立體分明,尤其是姑娘,凹凸有致的輪廓臉蛋,加上各種顏色水汪汪的眼睛,給人印象深刻。

作為一個遊客,總是對異地文化十分好奇,喜歡問東問西,甚至拿起相機猛拍照。而這裡維族給我的答案,以及觀景窗內的構圖,大都不太友好。除非是買完東西後的閒聊以及合照,才見一絲絲笑臉。走在街上,漢族、維族也都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幾乎看不到不同族群的年輕男女,會牽手走在一起!似乎除了必要的溝通,大家是沒有交集的。

不過,來烏魯木齊卻可品嚐正宗的清真食品。香酥可口的囊餅;不腥不膩的羊肉包;香氣四溢的大盤雞;長長鐵串串出的羊肉串,蜂蜜釀造的「卡瓦斯」酒,都可以讓人感受到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豪邁。豬,則是這裡唯一禁忌。有一回吃杭州小籠包,老闆卻說是大肉包。原來當地除了很少吃豬肉,或許是出於彼此尊重,漢族連「豬」這個字也不說,把豬肉改叫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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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成都是我第一個造訪中國的城市。去年夏天,我又回到成都,距離上回隔了六年之久,也剛巧跨過一個世紀的分水。

當飛機降落在成都雙流機場,新穎的航站很難令人聯想,那個我第一次見識到無門廁所的中國機場。當我行走在繁華熱鬧的春熙路上,兩旁林立的百貨公司與商店,中山廣場上的露天咖啡座和Haagen Dazs,都不禁使我產生錯覺,如此的地景似乎可以隨意放置在台北的西門町或信義計畫區。這已經不是我記憶中,在路邊擺滿四方桌展開方陣之局,或是在樹蔭下泡茶、聊天的城市。當地人告訴我,政府認為路邊打麻將、喝茶、聊天都是妨礙文明城市的活動,若想從重溫得付高價在仿古的茶樓裡尋找。

來之前,在北京待了幾天,同行的朋友本想在王府井大街買幾隻著唐裝的貓熊玩偶。當時我曾對她誇下海口,貓熊當然得在四川買才正宗。然而,在成都的王府井大街,可以輕易找到迪士尼與凱蒂貓的各式玩偶,卻遍尋不著與北京同款的唐裝貓熊,我只能告訴我的朋友,成都真貓熊多過假貓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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