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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河北學刊》2004年第1期

【關 鍵 詞】《晉書》;《苻堅載記》;虛構;神話;淝水之戰;後現代

【內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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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学=文学、美学?

像其他学科一样,西方史学在1960年代以后,也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而且还格外明显。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叙述史是西方史学发展的主干,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是史家记录、写作历史的主要风格。中世纪时期,编年史一度流行,但到了近代,叙述史很快又取代了编年史,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风格。一般人以为叙述史与编年史相比,更能体现史家的不偏不倚,让其用旁观者的口吻,冷静地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但其实并不尽然。譬如中国古代的《春秋》,自然是编年史的一个典型。孔子希求在其内隐含自己对时事的批评,他就不得不创造所谓的“春秋笔法”,巧妙地改动几个动词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换言之,编年史有它一定的格式,也即“客观性”,譬如时间的顺序,就无法轻易更改。而叙述史则可以给予史家很大的写作空间,任其编排、组织史实,来表现自己的好恶,或者追求修辞的完美。与孔子同时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在其《历史》中,编造了一段生动的对话,但后人发现,两个对话者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根本不可能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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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2008年第7期 轉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9086

摘要:自20世纪初期以来,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趋向已从历史规律论(“大写历史”)转到了历史认识论(“小写历史”),也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的历史哲学。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慢慢侵入历史研究的领域,虽然没有被全盘接受,但其对历史认识论的影响巨大。如果说当代哲学界和史学界的历史哲学研究,已经放弃了对“大写历史”的探讨,那么这一转向,其实也与怀疑“小写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所关联。人们对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史学是否等同于文学、美学等问题展开了争论。由于“语言学的转向”,使得史学家们感到要想在历史叙述中排除主观的意见,几乎根本不可能。史家治史,在追求真实性以外,似乎还有文学性等其他的东西需要考量。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 ”之走向没落,反映的是当代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虽然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转向、甚至走向没落,但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和远景进行思考、判断和预测仍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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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前半期歷史學家,兼具“部聘教授”與“中央研究院院士”兩項榮譽的,除陳寅恪外,唯柳詒徵一人。[1]《國史要義》則是“先生文史學之晚年定論。”

《國史要義》的寫作,緣起於抗戰內遷時期中央大學研究院“教授進修課程”的講授[2]。因為聽講者的特殊身份,柳先生放棄在名作《中國文化史》裡展示過的敘事之長,集數十年積累,匠心獨運,改用“十論”(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識、史義、史例、史術、史化),完成了對中國史學精義的深度闡釋,被譽為超越《史通》、《文史通義》的現代“命世奇作”。[3]。

全書將博學周瞻的優勢發揮至極點,歷溯二千年史書源流,遍收諸子百家名論,既有史學起源、演進方面史蹟的梳理,也不乏經史義理與史書編纂的精彩點評。獨創的以經證史,以史證經,有似江魚回游,從容而瀟灑。凡用以論證的史料,看似信手拈來,實為經久歷煉所致,貴如披沙瀝金。最難得的是,全書“博而能約,密而不碎”(熊十力語),有一種通貫的精神活潑潑地跳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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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storicalreview.jianwangzhan.com/cgi-bin/index.dll?page1?webid=jianwangzhan&userid=147978&columnno=0&articleid=6238

  趙世瑜先生的新著《小歷史與大歷史》,是繼作者4年前出版的《狂歡與日常》之後的又一部區域社會史領域的代表性著作。據作者在《小歷史與大歷史》“後記”中的自述,這兩部著作可以理解為是“姊妹篇”,因為“一是它們大體都是按某種形式和邏輯編排起來的論文集;二是本書所包含的主題和內容基本上是前書的繼續和深化;三是它們都是由三聯書店出版”(第374頁)。根據作者的這一提示,若要全面評價這部新著,首先需要結合《狂歡與日常》;另一方面,從作者對20世紀中國史學、特別是社會史、學術史的清理傾注了相當的熱情和心血來看,還應該結合20世紀中國社會史的發展歷程和整個中國史學的變遷,即需要這個百年時段為依托。對《小歷史與大歷史》做這樣一種評論,非我個人的能力與學識所堪勝任。即便是對於《小歷史與大歷史》一書本身,我在本文中也不準備做面面俱到的全景式分析。本文的目的非常有限,即:以一個非區域社會史和非中國史從業者的“他者”眼光,選擇我所感興趣的若干篇章和內容,然後盡可能地照顧到當代中國區域社會史的“語境”,重點是借助於西方劍橋學派思想史學家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談一點個人對於《小歷史與大歷史》可能具有的價值和意義的粗淺認識。若有誤解或者曲解之處,敬祈趙世瑜先生能給予同情的諒解。

  一  “重寫歷史的三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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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整體史”和“結構過程”史的區域社會史理念

  (一) 作為方法論意義上的區域社會史的“整體史”理念

  對於以陳春聲、陳支平、劉志偉、鄭振滿、趙世瑜等區域社會史學家為代表的“區域社會史的革命”,也可以從社會史學家比較一致地主張的“整體史”的歷史觀念和方法論立場進行理解,即:“區域社會史的革命”不僅表現在研究對象的轉換和非經典性的歷史材料的發掘和利用,而且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於它使歷史研究調轉了方向,給歷史研究帶來了一種新的方法和視野--它把人們的一切實踐活動都置放於“社會史的”視野和具體的、特定的“歷史情境”中進行考察,並把歷史看做是一個“整體的結構過程”史(total structurin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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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歐洲近代的語言學,在梵文的發見影晌了兩種古典語學以後才降生,正當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經幾個大家的手,印度日爾曼系的語言學已經成了近代學問最光榮的成就之一個,別個如賽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當的成就,即在印度支那語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測。19世紀下半的人們又注意到些個和歐洲語言全不相同的語言,如黑人的話等等,“審音之功”更大進步,成就了甚細密的實驗語音學。而一語裏面方言研究之發造,更使學者知道語言流變的因緣,所以以前比較言語學尚不過是和動物植物分類學或比較解剖學在一列的,最近一世語言學所達到的地步,已經是生物發生學、壞境學、生理學了。無論綜比的系族語學,如印度日爾曼族語學等等,或各種的專語學,如日爾曼語學、芬蘭語學、伊斯蘭語學等等,在現在都成大國。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是一個大題目,而直到現在的語言學的成就也很能副這一個大題目。在歷史學和語言學發達甚後的歐洲是如此,難道在這些學問發達甚早的中國,必須看著它荒廢,我們不能製造別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讓別人製造嗎?

論到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的發達是很引人尋思的。西曆紀元前兩世紀的司馬遷,能那樣子傳信存疑以別史料,能作八書,能排比列國的紀年,能有若干觀念比19世紀的大名家還近代些。北宋的歐陽修一面修《五代史》,純粹不是客況的史學,一面卻作《集古錄》,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功夫。北南宋的人雖然有歐陽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綱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但如司馬光作《通整》(遍閱舊史,旁采小說),他和劉攽、劉恕、范祖禹諸人能利用無限的史料,考定舊記,凡《通鑒》和所謂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詳細考定的結果。可惜長篇不存在,我們不得詳細看他們的方法,然尚有《通鑒考異》說明史料的異同。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神,有些很使人更驚異的。照這樣進化到明朝,應可以有當代歐洲的局面了,不幸蒙元之亂,明朝人之浮誇,不特不進步,或者退步了。明清之交,浙東的史學派又發了一個好端涯,但康熙以後漸漸地熄滅,無論官書和私著,都未見得開新趨向,這乃由於滿族政府最忌真史學發達之故。言語學中,中國雖然沒有普日尼,但中國語本不使中國出普日尼,而中國文字也出了《說文解字》,這書雖然現在看來只是一部沒有時代觀念,不自知說何文解何字的系統哲學,但當年總是金聲玉振的書,何況還有認識方言的輶軒使者?古代的故事且少論,論近代:顧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訂史文,以因時因地的音變觀念為語學,閻若璩以實在地理訂古記載,以一切比核辨證偽孔,不注經而提出經的題目,並解決了它,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遠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詩這樣對付歷史學和語言學,是最近代的:這樣立足便是不朽的遺訓。不幸三百年前雖然已經成就了這樣近代的一個遺訓,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這遺訓的形跡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現在,除零零星星幾個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觸,能夠借用新工具,擴張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樣官樣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屍學問上的大權威。章氏在文字學以外是個文人,在文字學以內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過孫詒讓,再步倒退過吳大澂,三步倒退過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別人已經開頭用了的新材料,他還抹殺著。至於那部《新方言》,東西南北的猜去,何嘗尋楊雄就一字因地變異作觀察?這麼竟倒退過二千多年了。

推繹說去,為什麼在中國的歷史學和語言學開了一個好的端緒以後,不能隨時發展,到了現在這樣落後呢?這原故本來顯然,我們可以把一句很平實的話作一個很概括的標準:(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地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上項正是所謂科學的研究,下項正是所謂書院學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學是這樣,在語言學和歷史學亦何嘗不然?舉例說,以《說文》為本體,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學,是書院學究的作為。僅以《說文》為材料之一種,能充量地辨別著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學,乃是科學的研究。照著司馬子長的舊公式,去寫紀表書傳,是化石的史學。能利用各地各時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誌書,小如私人的日記,遠如石器時代的發掘,近如某個洋行的貿易冊,去把史事無論巨者或細者,單者或綜合者,條理出來,是科學的本事。科學研究中的題目是事實之彙集,因事實之研究而更產生別個題目。所以有些從前世傳來的題目經過若干時期,不是被解決了,乃是被解散了,因為新的事實證明了舊來問題不成問題,這樣的問題不管它困了多少年的學者,一經為後來發現的事實所不許之後,自然失了它的成力問題的地位。破壞了遺傳的問題,解決了事實逼出來的問題,這學問自然進步。譬如兩《皇清經解》其中的問題是很多的,如果我們這些以外不再成題目,這些以內不肯捐棄任何題目,自然這學問是靜止的,是不進步的。一種學問中的題目能夠新陳代謝,則所得屆果是可以層層堆積上去,即使年代久遠,堆積眾多,究竟不覺得累贅,還可以到處出來新路,例如很發達的天文、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如果永遠盤桓於傳留的問題,舊題不下世,新題不出生,則結果直是旋風舞而已,例如中國的所謂經學中甚多題目,如西洋的哲學。所以中國各地零零碎碎致力於歷史或語言範圍內事的人也本不少,還有些所謂整理國故的工作,不過每每因為所持住的一些題目不在關鍵中,換言之,無後世的題目,或者是自縛的題目,遂至於這些學問不見賓士的發展,只表昏黃的殘缺。(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它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國或牽連中國的事物,本來沒有很多的成績,因為他們讀中國書不能親切,人中國事實不能嚴辨,所以關於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辨別,等等,在他們永遠一籌莫展。但他們卻有些地方比我們範圍來得寬些。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丁謙君的《諸史外國傳考證》,遠不如沙萬君之譯外國傳,玉連之解《大唐西域記》,高幾耶之注《馬哥博羅遊記》,米勒之發讀回紇文書,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己經辦到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祗崇拜、歌謠、民俗,各地各時雕刻文式之差別,中國人把他們忽略了千百年,還是歐洲人開頭為規模的注意。零星注意,中國向來有的。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中國文字學之進步,正因為《說文》之研究消滅了汗簡,阮吳諸人金文之研究識破了《說文》,近年孫詒讓、王國維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繼續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擴充,學問愈進步,利用了檔案,然後可以訂史,利用了別國的記載,然後可以考四裔史事。在中國史學的盛時,材料用得還是廣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庫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到了現在,不特不能去擴張材料,去學曹操設“發塚校尉”,求出一部古史於地下遺物,就是“自然”送給我們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內閣檔案,還由它毀壞了好多,剩下的流傳海外,京師圖書館所存摩尼經典等等良籍,還複任其擱置,一面則談整理國故者人多如鯽,這樣焉能進步。(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它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競如鬥寶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歷史學亦複如此。中國歷來的音韻學者審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韻》始終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僅僅以統計的方法分類。因為幾個字的牽連,使得分類上各家不同,即令這些分類有的對了,也不過能舉其數,不能舉其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錢大昕論輕唇舌上古宋無之,乃自重唇舌頭出,此言全是,然可以重唇分出一類為輕唇,唇頭分出一類為上,竟不是全部的變遷,這層道理非現在審音的人不能明白,錢君固說不出。若把一個熟習語音學的人和這樣一個無工具的研究者比長短,是沒法子競爭的。又如解釋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譯名容易下手,在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悅,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又如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彙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顧亭林研究歷史事蹟時自己觀察地形,這意思雖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們現在可以向西洋人借來的一切自然科學的工具,成績豈不更卓越呢?若干歷史學的問題非有自然科學之資助無從下手,無從解決。譬如《春秋經》是不是終於獲麟,《左氏傳》後一段是不是劉歆所造補,我們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對的,如不對,自然是偽作,如對了,自然是和獲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記。又譬如我們要掘地去,沒有科學資助的人一鏟子下去,損壞了無數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沒有,何如先有幾種必要科學的訓練,可以一層一層地自然發現,不特得寶,並且得知當年人士的蹤跡,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識。所以古史學在現在之需用測量本領及地質氣象常識,並不少於航海家。中國史學者先沒有這些工具,哪能使得史學進步,無非靠天幫忙,這裏那裏現些出土物,又靠西洋人的腿,然而卻又不一定是他們的胸袋,找到些新材料而已。整理自己的物事的工具尚不夠,更說不上整理別人的物事,如希拉(希臘)藝術如何影響中國佛教藝術,中央亞細亞的文化成分如何影響到中國的物事,中國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西洋的東方學者之拿手好戲,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幹的,中國人目前只好拱手謝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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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最重要的責任和目的一般都會是求真。這個想法並沒有錯,但是為什麼要求真,這纔是根本的問題。事實上,研究歷史,目的就是希望能對人類的未來,做出更完美的規劃,幫助人們創造更為光明的前程。要這麼做,歷史當然必須是建立在可靠的事實基礎上面。因此,歷史求真的意義就是為了使我們對未來的憧憬有一個更可信賴的根基。也因此,人類寫了許多偉大的歷史著作。然而,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這卻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很多學歷史的人可能對它也不甚了了。就是有一定看法的人,他們之間的觀點也往往人言人殊。這個問題有一個真正的答案麼?今天我就是想就這一點做一個分析,同時提出我自己對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這樣的問題的個人看法。

有一點是大家都會同意的,這就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在它剛寫成出版的時候不一定馬上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事,也是讀歷史的人最大的困窘。雖然各位不一定都是學歷史的人,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讀歷史的作品,逃不掉讀歷史書的命運。並且應該說,沒有人會否認讀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人生裡十分重要的責任,也是一件很值得享受的樂趣。

反映時代的精神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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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用語中,「歷史」一詞通常取其二義之一:或指「歷程」(chronos),即時間之歷程;或指「載記」(logos),乃是時間歷程間眾事件之記載。當然logos一詞在古代希臘語中含義甚豐,如今卻多淪喪。對於現代及後現代人而言,logos已不再如赫拉克利特所稱:「凡現身存在之事物。」處於猶太教暨基督教傳統之下,曾藉「上帝」一詞以表徵神聖創世之舉,抑或表徵身懷永恒真理之尊,乃能將logos原有豐盛意義中之部分,注入西方思想之中。然而時人運用logos一詞,則僅存其通俗意義--載記。若循某種識覺言,歷史不啻時間中發生事件之載記。另一方面,歷史不止為時間經歷中的故事。所謂歷史之載記,即是依時間而記載之真實事件,是真實之歷史,亦可稱之為時間的外在軀體。

  由於用法上曖昧,歷史一詞乃衍生若干哲學問題,力促人們正視此類問題者,首推黑格爾。然於黑格爾眼中,習尚帶起之問題,素來不及隱藏於其身後之形而上學真理。為謀展示此等真理,黑格爾意下之歷史理解,乃是去人物而代之以「歷程」和「載記」。

  一百五十年之後,又有福柯(Foucault),其所執意之史觀,於許多方面,不啻黑格爾史觀之翻版。於此施為之下,將人物自歷史中抹除,自然可以預料。縱然二人仍有歧異,二人提出之史觀卻相類,均不視人類為歷史運行之當然執事人,即不以人類為歷史之製造者與撰述者。細加批判,福柯言下之歷史,距離黑格爾之知識體係甚遠,可是卻與該體係之輪廓存有辯證法方面之關係。稍後即出示,福柯各項觀點嘗顯現之分析成果,實根植於日耳曼理念論。若就某層面意義言,該者乃以人被歷史所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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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理論,就沒有活躍的思想,有的只是印象。 ——海登‧懷特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是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歷史哲學家之一。他早年研究中世紀史和文化史,1960年後涉足歷史哲學領域,其理論著作主要有《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1973年)、《話語的比喻:文化批評論集》(1978年)、《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表現》(1987年)、《比喻實在論:模擬效果研究》(1999年)。懷特的學術研究亦文亦史亦哲,如今也被人視為美國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近年國內文學界對海登‧懷特的譯介、研究不少,而史學界除有臺灣學者劉世安先生[1]、葉勝裕先生[2]等人正面譯介之外,更有旅美學者邵立新先生撰文將懷特理論視為魔術予以駁斥[3]。30年來,懷特的理論作品始終圍繞歷史、比喻、想像三個概念展開論述。懷特希望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確立一個話語連續統,借助比喻理論尋找想像與歷史之間的合理聯繫。然而,這種做法為多數現代史家[4]所不容,但也獲得少些新銳史家的贊譽。因此,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懷特始終處於史學理論爭執的漩渦之中。80年代後,他又被眾人當作後現代主義歷史哲學家的重要人物,捲入現代/後現代史學爭論。本文試圖在有限的篇幅內,對懷特的歷史哲學思想做一番簡要的介紹、解釋與評述。

一、史學困境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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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注:這是國際歷史學會主席尤爾根‧科卡教授2004年4月5日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所作的學術演講。本文是根據科卡教授所提供的演講稿件翻譯的,討論內容根據錄音整理。譯者齊克彬、李江濤、馬少甫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在這個演講中,我主要講兩個問題。首先我要介紹目前唯一非專門史的國際史學家組織——國際歷史學會(簡稱ICHS)的發展史,同時我還要討論歷史研究和寫作的一個重要趨向。這種國際化和跨民族的趨向正越來越成為仍然占有主導地位的民族史/國家史範式的補充。

1, 國際歷史學會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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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gu.edu.tw/~common/myweb4/new_page_1111.htm

本文中分為兩部分進行。一是文、史關係在「故事」與「敘事」上的交涉,一是史、哲關係在「主觀」與「客觀」上的認識論課題。前者觸及了「真實」與「虛構」間的灰色地帶;後者則以「視者」與「視點」來說明「歷史」的呈現不能只從單一面向來考量;「歷史」是複雜的。

  在本文中,筆者將謹就最困惑自身的一個問題——何謂歷史?略抒一己之淺見。照說一個任教於歷史學系的史學從業者,什麼是歷史應當不成問題,我們已經接觸了那麼多的歷史,秦代的、漢代的、近代的、西方的。但是,很奇怪,這個不成問題的,在筆者任教「史學導論」課程之後,反而最成了問題。什麼是歷史?這一個乍看極易的提問,自教學以來,每每對筆者極構成威脅,生怕學生問此一問,我就要答不出來了,因為他們不是問秦始皇做了那些事,而是問何謂歷史?這已經是指向了一個歷史知識的來源及構成問題。這個問題在以下的質問中尤其明顯:「垓下之戰」是我們所謂的歷史事件了,設若我們問到,「垓下之戰」是《史記》中的歷史,還是太史公筆下的敘述,抑或真的可以直指一個遙遠的過去被稱為楚漢之際者。無論是那一個,它們所反映的歷史觀及其求得此歷史的史學觀均不相同,前述中的後者是實證式的,過去可以再現,再現者,即以「歷史」形式出現,因此歷史幾乎等同於過去。而前二者則有類於「歷史作為一種敘述」的觀點,因而史學家的工作就是將文獻轉成為史學家的敘述。1這樣的回答無論是否滿意,均有其道理。看來,「歷史」是什麼,的確是個問題,如此在教學時,如何能求其心安,於是「何謂歷史」遂有必要在學生發問之前,自己先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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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簡介--本書作者麥克‧史丹福曾擔任英格蘭西部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資深歷史講師多年。退休後,集結其數十年之研究與教學經驗撰成此書──《歷史研究導論》。內容涵蓋現今歷史研究中所有可能面對的概念與問題,並詳細介紹了流行於二十世紀的各史學流派。這本書雖名為導論,所述務求廣博,但全書內容仍極具條理且深入,足以作為有志從事歷史研究者的入門指南。

譯序--偶於網路書店史學類目見到此書,頗感好奇,細觀其目錄,知本書乃通論歷史知識之作,坊間類此書籍不知幾許,然自其出版以來,短短五年,竟然五刷,不免引起興趣,購來一讀,閱後即深覺此書對於初入歷史學門之學子,亦或喜好讀史之人,均有大益,遂於去年六月主動向麥田雨航兄推荐,當時推荐二書,一是本書,一是波蘭裔史家朵曼涅斯卡(Ewa Doma ska)所編之訪談錄(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雨航兄僅取得本書翻譯權,並將它交付筆者,近一年之辛勞,本書中文版終將問市,對於雨航兄默默為史學新知承擔推手工作,真是不知如何言謝。

筆者初入淡江歷史學系時,當時系主任周培智師堅持,舉凡西洋史或西洋國別史,必由外籍教師以英語授課,教本亦採用英文本,閱讀英文作品,成為筆者初入大學時最感苦惱的差事,幸好有郭德士(John E. Geddes)師由淺入深悉心教導,於郭師課堂三年訓練,始能不視讀英文史著為畏途。如今周師仙逝多年,郭師亦已退休,然而感激之情仍然銘之於心,學生不才,未能於歷史方面有所專著,僅以譯文做為懷念師思的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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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7675

李凌翔 译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西方;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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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一個歷史學者在研究過現代主義運動時所可能探索的力場有三種:一、「過現代」名詞的出現、使用與演變;二、過現代主義的定義、內容和性質﹔三、過現代主義在思想史中的源流與意義。雖然隨著史家的性向,其研究格調各有不同(例如可能集中研究一個個人思想家),但終極所問的問題不外以上三種。

  第一個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關於第二個問題現今學界已有種種材料,此處所須提示讀者的是哈伯瑪斯早年犯的一個「錯誤」,當他在1980 年領阿頓諾獎時演說,曾模認服寇、德立達等人代表「反現代主義」(antimodernismus) 1 ,雖然隨著「過現代主義」名詞的普及,哈氏對當年立場不再堅持,但這樣的辨認卻突顯了今日我們對過現代主義研究多已遺忘的一個層面,那就是過現代主義中的反現代性。之所以我傾向使用「過現代」字眼,「過」不但比「後」更符合 "post" 之意,而且在中文裡多一「懲過」之意,另一項好處是避免了現有「後現代」名詞中語法上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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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去,史實,歷史〔THE PAST, HISTORICITY, AND HISTORY〕
  要逃避過去是不成的。每日我們在應付物質世界和社交天地?的物事人的時候,會使用各種相關概念,這些概念,無一不鑲鑄著過去。有時候,概念所包含的過去,就是一段因果發展過程的體現(例如樹、母親、彈坑);有時候,會涉及一個法制風俗的過去-就說非法政府或私生子吧-都是因為曾經未有符合某些合法的準則。不過更多時候,過去的紐帶並不是那麼正式外顯的,「科學」、「共產主義」或者「國家」,在詞典所下的定義也許是沒有時間性的,但是共產主義並不僅僅是一些信仰或思想模式的名稱,不是靠字典?的定義,或者學者的分析便能明瞭是什麼。什麼是共產主義,部分答案是通過共產黨人做了些什麼中得到的。(其他如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等也如是。)同樣我們對科學的觀念,是輸入了過去一直被視為科學性活動的那些概念,以及日常生活?看到的因科學而出現的各式變化的情景。我們對不同國家的觀感也一樣,是必然地受了自己對那些國家過去的認識所影響的。是過去給我們的概念以具體內容,如果概念的存在,就是知道一個法則,同時能得出例證的;那麼,在許多理解的領域?,例證都是靠過去提供的。另一方面,若問一個法則是否應用恰當,(這是一個立憲政府嗎?)過去可能就是唯一的裁決者。

  概念揹著時間的包袱,我們的世界卻不是只有一個個概念的實例,而是充滿了個人,和有著特定過去的特定事物。共同市場、德國、冷戰,其分別所含的內容要義,大部分都是以不同的形式透過時間的伸延得來的。共同市場,在有些人來說,是一個導致英國糧食價格上漲,使得普羅大眾的生活更受官僚控制的制度組織,是過去揭示了這個組織的性質,一個的確不可能看作是短暫性的制度。德國的存在,不僅是地理的,更是時間的;是她的過去顯示了她的現在(1)。冷戰,是一系列特定事件的名稱(或許也是一干人,不同政府和國家的某些行為表現)。其壽命的長短不曉得,近期曾被認為已經不存在了,報章卻又一而再地宣告或預言它的復甦。要把復甦之義說得明白,也只能向過去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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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下半葉,西方史學理論出現了重要的發展。20世紀上半葉相對論者對歷史客觀性觀念的猛烈抨擊推動了西方歷史家們對歷史客觀性重新定位,並深入研究歷史解釋的性質和方式。從60年代起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中出現的“語言學轉向”和結構主義的影響,一些歷史學家轉向歷史認識論研究的更深層次,即歷史分析和解釋藉以進行的那個歷史文本產生的過程、性質及其模式的探討。到20世紀末葉,後現代主義開始了對歷史學的全面挑戰。不僅歷史學的科學學科地位,而且歷史學本體論的基本範疇都受到了質疑。美國史學家喬治•伊格爾斯在他那本描述20世紀史學的書中,使用了“從科學客觀性到後現代主義的挑戰”的副標題。這個副標題恰當地勾勒了20世紀下半葉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趨向。在20世紀下半葉,沒有任何一門人文科學像歷史學那樣在其本身方法論方面進行了如此徹底的再思考。由於這種再思考,西方史學已成為一門具有高度理論複雜性的學科。瞭解和借鑒西方理論的新成果,從而推進我國歷史科學,特別是歷史思維的現代化,應當說仍舊是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本文在此僅對20世紀下半葉西方史學在認識論領域的發展做一初步的和嘗試性的評述。

一、對歷史客觀性的再認識

  著名英國歷史哲學家沃爾什在談到歷史客觀性問題時,認為它是“分析歷史哲學中最重要而又最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1]當司馬遷把歷史學家的職責概括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時,西方哲人修昔底德早把追求歷史真實看做是歷史家的首要使命。19和20世紀之交,關於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和歷史家能夠客觀敍述歷史的思想是歷史學當時發展成為一門學科的信念基礎。可以說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正是圍繞對這一主題的反思而展開的。在客觀主義史學家看來,“歷史家的最高職責是按事件實際發生的那樣來敘述歷史”。因為歷史事實是自明的,不需要解釋。歷史家的工作主要就是去發現、考證和批判原始史料。這種客觀歷史觀是同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反映論緊密相連的。反映論相信人心如一面鏡子。所有的觀念都源於心靈對外界的反映。客觀就意味著心靈無成見。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就寫道:歷史家必須講述真實,為此他必須不帶成見。歷史實證主義的另一基本觀念是“關於研究對象的知識獨立於研究主體的活動”的觀點。歷史真理性在於它重構了史實。而這個史實是獨立於歷史家的思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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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是在對美國實地調查和收集史料的基礎上撰就而成的。將近一個世紀的情況表明,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是認真的、系統的、連貫和深入的。來自中國的學者和華人學者曾在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進程中起過關鍵的作用。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些特色。他們的研究表明,研究中國史學史要有世界眼光;研究中國史學史,要放到世界史學史發展的大背景中作比較的考察,要放到世界漢學家研究中國史學史的背景中作比較的考察。關注同行研究,加強對話交流,是中國學者促進當代中國史學建設的重要途徑。

  【關 鍵 詞】20世紀;美國;中國史學史

  20世紀是美國對中國全面研究的世紀,也是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世紀。據筆者在美國的調查,發現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有相當年頭,有系列的專著和成果。這裏,作初步的介紹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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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60年代是一個激進主義的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從北京、紐約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它的影響。這一激進主義也反映在西方學術界。自那時以來,西方文化便開始為一股思潮所纏繞,其代表人物是極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達、布希亞等人,而他們的矛頭則直指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文化。到了70年代,人們開始將這一思潮統稱為“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或post-modernism), 其影響力也開始觸及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受此影響,許多自文藝復興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信條、信仰和概念開始為人所懷疑。

到了目前,這一趨勢似乎呈現一種淡化的趨勢,有人甚至開始討論所謂“後後現代”。(注:舉例來說,美國華裔哲學家成中英在最近的《文化中國》上,就談到了新儒學與“後後現代”之間對話的問題。見成中英、梁燕城:《中國哲學的後現代建構——有關後後現代與本體詮釋學的對話》,第五卷第1期(1998、3),第4—15頁。 )但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思潮的退卻,正好表現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已經開始潛移默化,逐漸在人們的態度(包括對待治學與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從“後現代主義”在西方學術界的蔓延來看,也有一個過程,開始在人類學、社會學,然後到教育學、政治學,最後才到歷史學。可以這樣說,後現代主義疑問和挑戰的最後堡壘,就是西方的現代歷史學(原因詳後)。更確切一點說,後現代主義攻擊的主要對象是西方現代歷史編纂學(historiography)的理論和實踐及它所闡明的一些重要的歷史觀念。雖然有一些關注史學理論的學者對後現代主義有所關注,但西方歷史學家開始注意後現代主義的挑戰,當在90年代中期左右。(注:如荷蘭歷史思想家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在1989年便在美國的《歷史與理論》( History and Theory)上發表了歷史學和後現代主義(“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的論文,見28:2(1989),第137—153頁。 但是有關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關係的專著則直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才出現,如托波爾斯基編:《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歷史學:對歷史研究方法論的貢獻》(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Postmodernim: Contribu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Research, ed., Jerzy Topolski,Amsterdam:Rodopi,1994)。另外Joyce Applyby,LynnHunt, Margaret Jacob的《論歷史學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W.W.Norton,1994)也談到後現代主義,並非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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