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被侵犯的土地 我們還能保護多久？
透過景觀和對它的記憶，我們知道有些地方比較特殊，由於它超凡的自然之美，也由於社會對它的共同認知，這些地方成了人們心中的聖境。我們以公園相稱，並將它們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有的公園廣闊壯麗、原始粗獷，如黃石和克魯格；有的僻處一隅、小巧可親，如坐落在巴黎一處繁忙鄰里的比特－肖蒙公園。許多公園受到周圍人類社會壓力的威脅，而人類對於能在公園稍事喘息的需求，卻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大。
本期雜誌中，我們以大半篇幅探討地球上最受珍視的自然地區。大衛‧逵曼闡述的議題大致可以「公園與人的對抗」一句話來代表；約翰‧米契爾回顧了美國公園理念的發展史，並評估美國國家公園系統所面臨的危險；珍妮佛‧艾克曼則談論公園在都市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賽門‧沙瑪在他1995年出版的著作《景觀與記憶》中寫道：「我們所有的景觀，從都市公園到登山步道，都布滿了我們頑強而揮之不去的執迷所留下的印記。」人類的執迷不盡然是美麗的。但說不定這些被我們選上的景觀──也就是公園，無論是何種類型──也能讓我們看見人類最好的一面。
──《國家地理雜誌》總編輯
在多數情況下，成立一座國家公園是為實現集體目標而採取的一種充滿矛盾性質的行為：既夢幻又務實；一方面自私自利，一方面犧牲奉獻；而它的重要性既是地方上的，也是全球上的。和國歌或國旗不同，國家公園除了象徵的層面之外，也存在於地理、生物和經濟等有形的層面中。它有活生生的居民和物理上的邊界。有收益和花費。有朋友，有時也有敵人。它有神聖的永恆性所賦予的光環，因為社會選擇把它這個地方畫出來，永久地保護下去。
但，永久是多久？
過去20年來，一直有某種反動力量在對抗整個國家公園的概念──至少是對抗其中最嚴格、最專橫的那一類概念。簡單地說，這個現象的主題就是「公園與人的對抗」。反對意見的核心是：光把幾塊土地圍起來，說它們是公園，然後把想在那些地方求個餬口的窮人趕走或排除在外，並不能達成保育的目標。這麼說確實是對的。在65億人的地球上要單純藉由隔離來實行保育，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這也是不人道、不公義的。公園的好處主要是由住在遠方、經濟富裕的社會成員所享受，而代價主要是由公園附近生活困頓的弱勢族群來承擔。「拯救動物，人類滾蛋」這樣的政策不會成功，也不應該成功。把這種論點推到極致就變成：以成立國家公園的方式保護景觀和生物多樣性，只不過是另一種菁英式的文化帝國主義。
相對於此的觀點，若同樣也推到極致的話，就是公園必須是公園，保護一定要保護得徹底，即使必須動用鐵絲網圍籬和武裝巡守員也在所不惜。
兩種看法都不完全錯，也不完全對。但事實證明要調和這兩者並不容易。2005年5月在瓜地馬拉的蒂格雷湖國家公園，超過100名攜帶武器的民眾占領了一處研究兼管理營地，要求各界承認他們在公園範圍內的居民身分，並在談判之後挾持了四名人質。最後州長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承諾提供物質援助以交換人質。四個月後，肯亞野生動物與觀光部長宣布安博塞利國家公園將降級為國家保護區，交還給這片土地的原地主馬賽人所組成的一個理事會管理。擁有多樣化景觀的安博塞利尤其以大象聞名，一般認為是東非保育成果最豐碩的一顆明珠。29個保育團體在一封公開信中向肯亞總統控訴，這項未曾諮詢國會即逕行在官方的立法期刊《肯亞公報》上發布的降級決定是違法的。
當各國像你我這樣的公民發現，短期的慾望比長期的理想更能令我們信服的時候，其他國家公園的除名運動很可能不久也會陸續出現。我前面提到國家公園除了存在於地理、生物和象徵等層面之外，也存在於經濟層面時，就暗示過這一點了。現在可以再加上兩個：國家公園同時也存在於政治和時間的層面中。已經做了的事，無論多麼崇高或者高瞻遠矚，都是可以一筆勾銷的。
當然，國家公園不代表自然保育的一切。國家公園只是方法之一、工具之一，比別的稍微顯著而複雜一點罷了。很多國家都有其他類型的景觀保護措施──野生動物保護區、禁獵區、荒野地、自然整合保留區（馬達加斯加）、保留區（俄羅斯）等等。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在國家公園之外定義了五個類別的保護區，這五個類別合計占全球所有保護區的60%以上。真正名為國家公園者僅占保護區總面積的22.7%。
不過這些所謂其他類型的保護區，在功能和意義上與國家公園有所不同。它們並未將一個概念具體化，那就是一國的公民與自然界某些受人珍視的土地之間存在著特殊的情誼──他們是目前的享用者，同時也是未來的捍衛者。只有國家公園能做到這一點。國家公園以更有力、更自豪的方式訴說一個國家所得到的恩賜，以及它的理想。
塞倫蓋蒂國家公園向世人傳達的訊息是，坦尚尼亞人儘管得忍受一些生活上的不便，但他們有幸可以在自己的國家擁抱一片充滿獅子的大草原──快來看看吧。加拉巴哥國家公園證明了厄瓜多人不但意識到加拉巴哥群島擁有驚人的生物寶藏（包括海洋寶藏），也體認到該群島藉由達爾文在科學史上的成就而獲致的重要地位。位於爪哇島西端的庫隆角國家公園完整呈現出印尼為拯救嚴重瀕危的爪哇犀牛所付出的心力。紐西蘭的峽灣國家公園則提醒我們在南半球也有一個挪威。
國家公園之所以複雜，有一部分是因為它們各有各的出身背景，且含意會隨著時間改變。例如藏身於印度古加拉特省朱納加德市東南方的乾燥森林和岩石丘陵之間的吉爾國家公園一直到1975年才成立。在它外圍的吉爾野生動物保護區則設立於1965年，管理規則稍有不同，允許一部分以飼養牲畜為生的原住民馬爾達里人繼續在當地居住（只限於保護區，而非中央的國家公園）。保護區和公園總計涵蓋1410平方公里，是目前碩果僅存的野生亞洲獅族群的棲地。儘管在外國人的觀念裡，亞洲獅可能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的大型貓科動物，而且亞洲獅也仍舊在印度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牠被當成印度的國獸卻是近幾十年的事。吉爾地區的獅群現在受到嚴格保護，不准獵殺或任何形式的直接攻擊。但若不是100多年前朱納加德一位納瓦布（地方首長的稱號）的先見之明，如今也不會有這座公園及其周圍的緩衝區；但他最初是把亞洲獅當成具有貴重價值的狩獵用動物。
透過獵場看守人的報告，就連這位納瓦布也能了解，吉爾的獅群被獵殺得太厲害，數量已經減少到岌岌可危的程度。因此，在20世紀的第一年，他宣布了一項暫時停止射殺獅子的禁令，使得吉爾森林所受的保護實際上就等於野生動物保留區。他這麼做是出於實際的考量：他很驕傲自己的土地上有獅子，樂於招待他那些喜愛打獵的貴賓（如英國總督寇松勳爵）；他知道暫時忍耐一下是必要的，否則以後就沒有獅子了。他暫停獵獅的作法最後演變成國家的一項決定，認為不該任由亞洲獅走向滅亡。
南非的克魯格和澳洲的卡卡都國家公園是另外兩個例子，可看出景觀保護的重要行動如何源於複雜、甚至令人反感的政治現實。克魯格在1926年宣告成為國家公園，當時的白人政府並不太關心那些世世代代居住在公園範圍內的非洲原住民的權益。如今克魯格所受的保護使這座公園成了後殖民時代、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一項龐大經濟資產。卡卡都則是在1979至1991年間分階段成立的，反映出這是為了顧及澳洲原住民地主（他們要求正式取得起碼一部分祖傳土地的所有權）、澳洲政府（打算在北領土溼地設立一處自然保留區）及礦業代表（擁有採礦權並希望投入開採）三方利益而做的奇特處置。卡卡都是全世界最大的鹹水鱷及鳳頭鸚鵡的保護區，只是這個美妙的地方碰巧包含了一處鈾礦。
卡卡都緊鄰著廣大的澳洲原住民保留區安恆地的西部邊界，在地球上所有有人類居住的荒野中，安恆地是人與自然相處得最和諧的地方之一。除了安博塞利和吉爾，此地也證明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國家公園通常不夠大，無法確實保護完整的生態系，包括上游所有的資源和自然進程、所有的候鳥、原生有蹄類和捕食性動物；有的物種生活得非常分散，需要很大的面積才能維持一個足以繼續繁衍下去的族群。國家公園的邊界是人為劃設的線，有的是曲線，有的是直線，這些線無法將居住在公園內、或者會遷徙進入公園的動植物族群在生態系中的生存方式完整地容納進去，幾乎每一座國家公園都是如此。這些邊界只是一層法令上的膜，必須讓國家公園能夠像一個活細胞一樣，透過這層膜自由呼吸。
即使是美國最早、最著名的國家公園：黃石，也受到同樣的限制。它的邊界大部分是直的，但它的生態系可一點都不直。黃石國家公園面積8892平方公里，由森林、草原和水域組成，是一塊大約101公里長、87公里寬的長方形土地。以一座公園來說它算是相當大了，但要長期維持北美灰熊（這是棕熊Ursus arctos在當地的俗稱）族群的健全，卻仍嫌不夠大。若失去了北美灰熊這個代表性物種，黃石公園會變成什麼？一個東施效顰的可悲風景區罷了。美國人不希望它變成這樣。因此，所有有關黃石公園北美灰熊現況的科學及政策討論──牠們安全無虞還是仍受威脅？該不該從瀕絕動物法的保護名單中除名？──都不是侷限在公園的邊界，而是以一個更廣的範圍來思考，這個呈不規則形的範圍叫做大黃石生態系（GYE），以連續林區和其他相對而言未受侵擾的景觀區外緣為界。除了黃石公園之外，GYE還包含大特頓國家公園、六座國家森林的部分林區及其他公有和私人土地，總面積超過7萬2000平方公里。北美灰熊使用這些土地是不管法律指定的區域或地圖上的邊界的。
若想保住黃石公園內的北美灰熊，好讓你的後代子孫到公園去的時候有機會瞥見牠們一眼──看牠們在海登谷吃葛縷子根和苜蓿，或在拉馬河邊啃食麋鹿殘骸──我們就有必要盡可能保護牠們目前的每一吋棲地，無論是在公園內的還是公園外的。即使做到這一點，可能都還不夠。
話說回來，黃石公園在1872年春天美國國會通過立法，由格蘭特總統簽字成立時，並沒有拯救北美灰熊的用意。當初公園範圍畫設完成後，法律條文僅僅表示這是「為了人民的福祉和樂趣而特別規畫出來，專供大眾使用的公園或娛樂之地」，任何人膽敢在此開闢家園，都將視為非法入侵。第42屆國會的那些聰明人哪裡想得到，將來有一天北美灰熊在加拿大邊界以南會變得如此珍貴稀少，也想不到這片「娛樂之地」，就某種程度而言，竟會以變成北美洲最可怕哺乳動物避難所的方式來提供娛樂。就像其它的立法，包括美國憲法，黃石公園也留給後代子孫去探索、擴大原始內容中最精闢的含義。
環境和價值觀的變遷，不見得會促使社會更珍惜他們的國家公園或其他保護區。有時這些變遷會形成相反的力量，安博塞利的情況就說明了這一點。目前關於北極圈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ANWR）是否開放石油鑽探的爭論也是同樣的例子。如果我們關注這場爭論的話，就應該警覺到，由於人的數量與需求持續增加，這股不斷高漲的壓力一旦高於保育的政治決心，不論只是為了保存一處輝煌之地，還是為了後代子孫著想，到了那個時候，哪怕是黃石、吉爾還是塞倫蓋蒂，沒有一個是不能除名的。
專業保育人士之間流傳著一句灰暗的話：我們的一切勝利都是暫時的，唯有挫敗是永遠的。對於ANWR之爭和1872年通過的《黃石法案》，這句話也可一體適用。不過在此我也要貢獻一句話，是稍微樂觀一點的：我們付出幾分熱忱來加以珍惜，我們的國家公園就會有幾分好，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Magazines/magazines-index/0,4314,content+m04+9510240291+161330+0,00.html
透過景觀和對它的記憶，我們知道有些地方比較特殊，由於它超凡的自然之美，也由於社會對它的共同認知，這些地方成了人們心中的聖境。我們以公園相稱，並將它們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有的公園廣闊壯麗、原始粗獷，如黃石和克魯格；有的僻處一隅、小巧可親，如坐落在巴黎一處繁忙鄰里的比特－肖蒙公園。許多公園受到周圍人類社會壓力的威脅，而人類對於能在公園稍事喘息的需求，卻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大。
本期雜誌中，我們以大半篇幅探討地球上最受珍視的自然地區。大衛‧逵曼闡述的議題大致可以「公園與人的對抗」一句話來代表；約翰‧米契爾回顧了美國公園理念的發展史，並評估美國國家公園系統所面臨的危險；珍妮佛‧艾克曼則談論公園在都市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賽門‧沙瑪在他1995年出版的著作《景觀與記憶》中寫道：「我們所有的景觀，從都市公園到登山步道，都布滿了我們頑強而揮之不去的執迷所留下的印記。」人類的執迷不盡然是美麗的。但說不定這些被我們選上的景觀──也就是公園，無論是何種類型──也能讓我們看見人類最好的一面。
──《國家地理雜誌》總編輯
在多數情況下，成立一座國家公園是為實現集體目標而採取的一種充滿矛盾性質的行為：既夢幻又務實；一方面自私自利，一方面犧牲奉獻；而它的重要性既是地方上的，也是全球上的。和國歌或國旗不同，國家公園除了象徵的層面之外，也存在於地理、生物和經濟等有形的層面中。它有活生生的居民和物理上的邊界。有收益和花費。有朋友，有時也有敵人。它有神聖的永恆性所賦予的光環，因為社會選擇把它這個地方畫出來，永久地保護下去。
但，永久是多久？
過去20年來，一直有某種反動力量在對抗整個國家公園的概念──至少是對抗其中最嚴格、最專橫的那一類概念。簡單地說，這個現象的主題就是「公園與人的對抗」。反對意見的核心是：光把幾塊土地圍起來，說它們是公園，然後把想在那些地方求個餬口的窮人趕走或排除在外，並不能達成保育的目標。這麼說確實是對的。在65億人的地球上要單純藉由隔離來實行保育，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這也是不人道、不公義的。公園的好處主要是由住在遠方、經濟富裕的社會成員所享受，而代價主要是由公園附近生活困頓的弱勢族群來承擔。「拯救動物，人類滾蛋」這樣的政策不會成功，也不應該成功。把這種論點推到極致就變成：以成立國家公園的方式保護景觀和生物多樣性，只不過是另一種菁英式的文化帝國主義。
相對於此的觀點，若同樣也推到極致的話，就是公園必須是公園，保護一定要保護得徹底，即使必須動用鐵絲網圍籬和武裝巡守員也在所不惜。
兩種看法都不完全錯，也不完全對。但事實證明要調和這兩者並不容易。2005年5月在瓜地馬拉的蒂格雷湖國家公園，超過100名攜帶武器的民眾占領了一處研究兼管理營地，要求各界承認他們在公園範圍內的居民身分，並在談判之後挾持了四名人質。最後州長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承諾提供物質援助以交換人質。四個月後，肯亞野生動物與觀光部長宣布安博塞利國家公園將降級為國家保護區，交還給這片土地的原地主馬賽人所組成的一個理事會管理。擁有多樣化景觀的安博塞利尤其以大象聞名，一般認為是東非保育成果最豐碩的一顆明珠。29個保育團體在一封公開信中向肯亞總統控訴，這項未曾諮詢國會即逕行在官方的立法期刊《肯亞公報》上發布的降級決定是違法的。
當各國像你我這樣的公民發現，短期的慾望比長期的理想更能令我們信服的時候，其他國家公園的除名運動很可能不久也會陸續出現。我前面提到國家公園除了存在於地理、生物和象徵等層面之外，也存在於經濟層面時，就暗示過這一點了。現在可以再加上兩個：國家公園同時也存在於政治和時間的層面中。已經做了的事，無論多麼崇高或者高瞻遠矚，都是可以一筆勾銷的。
當然，國家公園不代表自然保育的一切。國家公園只是方法之一、工具之一，比別的稍微顯著而複雜一點罷了。很多國家都有其他類型的景觀保護措施──野生動物保護區、禁獵區、荒野地、自然整合保留區（馬達加斯加）、保留區（俄羅斯）等等。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在國家公園之外定義了五個類別的保護區，這五個類別合計占全球所有保護區的60%以上。真正名為國家公園者僅占保護區總面積的22.7%。
不過這些所謂其他類型的保護區，在功能和意義上與國家公園有所不同。它們並未將一個概念具體化，那就是一國的公民與自然界某些受人珍視的土地之間存在著特殊的情誼──他們是目前的享用者，同時也是未來的捍衛者。只有國家公園能做到這一點。國家公園以更有力、更自豪的方式訴說一個國家所得到的恩賜，以及它的理想。
塞倫蓋蒂國家公園向世人傳達的訊息是，坦尚尼亞人儘管得忍受一些生活上的不便，但他們有幸可以在自己的國家擁抱一片充滿獅子的大草原──快來看看吧。加拉巴哥國家公園證明了厄瓜多人不但意識到加拉巴哥群島擁有驚人的生物寶藏（包括海洋寶藏），也體認到該群島藉由達爾文在科學史上的成就而獲致的重要地位。位於爪哇島西端的庫隆角國家公園完整呈現出印尼為拯救嚴重瀕危的爪哇犀牛所付出的心力。紐西蘭的峽灣國家公園則提醒我們在南半球也有一個挪威。
國家公園之所以複雜，有一部分是因為它們各有各的出身背景，且含意會隨著時間改變。例如藏身於印度古加拉特省朱納加德市東南方的乾燥森林和岩石丘陵之間的吉爾國家公園一直到1975年才成立。在它外圍的吉爾野生動物保護區則設立於1965年，管理規則稍有不同，允許一部分以飼養牲畜為生的原住民馬爾達里人繼續在當地居住（只限於保護區，而非中央的國家公園）。保護區和公園總計涵蓋1410平方公里，是目前碩果僅存的野生亞洲獅族群的棲地。儘管在外國人的觀念裡，亞洲獅可能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的大型貓科動物，而且亞洲獅也仍舊在印度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牠被當成印度的國獸卻是近幾十年的事。吉爾地區的獅群現在受到嚴格保護，不准獵殺或任何形式的直接攻擊。但若不是100多年前朱納加德一位納瓦布（地方首長的稱號）的先見之明，如今也不會有這座公園及其周圍的緩衝區；但他最初是把亞洲獅當成具有貴重價值的狩獵用動物。
透過獵場看守人的報告，就連這位納瓦布也能了解，吉爾的獅群被獵殺得太厲害，數量已經減少到岌岌可危的程度。因此，在20世紀的第一年，他宣布了一項暫時停止射殺獅子的禁令，使得吉爾森林所受的保護實際上就等於野生動物保留區。他這麼做是出於實際的考量：他很驕傲自己的土地上有獅子，樂於招待他那些喜愛打獵的貴賓（如英國總督寇松勳爵）；他知道暫時忍耐一下是必要的，否則以後就沒有獅子了。他暫停獵獅的作法最後演變成國家的一項決定，認為不該任由亞洲獅走向滅亡。
南非的克魯格和澳洲的卡卡都國家公園是另外兩個例子，可看出景觀保護的重要行動如何源於複雜、甚至令人反感的政治現實。克魯格在1926年宣告成為國家公園，當時的白人政府並不太關心那些世世代代居住在公園範圍內的非洲原住民的權益。如今克魯格所受的保護使這座公園成了後殖民時代、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一項龐大經濟資產。卡卡都則是在1979至1991年間分階段成立的，反映出這是為了顧及澳洲原住民地主（他們要求正式取得起碼一部分祖傳土地的所有權）、澳洲政府（打算在北領土溼地設立一處自然保留區）及礦業代表（擁有採礦權並希望投入開採）三方利益而做的奇特處置。卡卡都是全世界最大的鹹水鱷及鳳頭鸚鵡的保護區，只是這個美妙的地方碰巧包含了一處鈾礦。
卡卡都緊鄰著廣大的澳洲原住民保留區安恆地的西部邊界，在地球上所有有人類居住的荒野中，安恆地是人與自然相處得最和諧的地方之一。除了安博塞利和吉爾，此地也證明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國家公園通常不夠大，無法確實保護完整的生態系，包括上游所有的資源和自然進程、所有的候鳥、原生有蹄類和捕食性動物；有的物種生活得非常分散，需要很大的面積才能維持一個足以繼續繁衍下去的族群。國家公園的邊界是人為劃設的線，有的是曲線，有的是直線，這些線無法將居住在公園內、或者會遷徙進入公園的動植物族群在生態系中的生存方式完整地容納進去，幾乎每一座國家公園都是如此。這些邊界只是一層法令上的膜，必須讓國家公園能夠像一個活細胞一樣，透過這層膜自由呼吸。
即使是美國最早、最著名的國家公園：黃石，也受到同樣的限制。它的邊界大部分是直的，但它的生態系可一點都不直。黃石國家公園面積8892平方公里，由森林、草原和水域組成，是一塊大約101公里長、87公里寬的長方形土地。以一座公園來說它算是相當大了，但要長期維持北美灰熊（這是棕熊Ursus arctos在當地的俗稱）族群的健全，卻仍嫌不夠大。若失去了北美灰熊這個代表性物種，黃石公園會變成什麼？一個東施效顰的可悲風景區罷了。美國人不希望它變成這樣。因此，所有有關黃石公園北美灰熊現況的科學及政策討論──牠們安全無虞還是仍受威脅？該不該從瀕絕動物法的保護名單中除名？──都不是侷限在公園的邊界，而是以一個更廣的範圍來思考，這個呈不規則形的範圍叫做大黃石生態系（GYE），以連續林區和其他相對而言未受侵擾的景觀區外緣為界。除了黃石公園之外，GYE還包含大特頓國家公園、六座國家森林的部分林區及其他公有和私人土地，總面積超過7萬2000平方公里。北美灰熊使用這些土地是不管法律指定的區域或地圖上的邊界的。
若想保住黃石公園內的北美灰熊，好讓你的後代子孫到公園去的時候有機會瞥見牠們一眼──看牠們在海登谷吃葛縷子根和苜蓿，或在拉馬河邊啃食麋鹿殘骸──我們就有必要盡可能保護牠們目前的每一吋棲地，無論是在公園內的還是公園外的。即使做到這一點，可能都還不夠。
話說回來，黃石公園在1872年春天美國國會通過立法，由格蘭特總統簽字成立時，並沒有拯救北美灰熊的用意。當初公園範圍畫設完成後，法律條文僅僅表示這是「為了人民的福祉和樂趣而特別規畫出來，專供大眾使用的公園或娛樂之地」，任何人膽敢在此開闢家園，都將視為非法入侵。第42屆國會的那些聰明人哪裡想得到，將來有一天北美灰熊在加拿大邊界以南會變得如此珍貴稀少，也想不到這片「娛樂之地」，就某種程度而言，竟會以變成北美洲最可怕哺乳動物避難所的方式來提供娛樂。就像其它的立法，包括美國憲法，黃石公園也留給後代子孫去探索、擴大原始內容中最精闢的含義。
環境和價值觀的變遷，不見得會促使社會更珍惜他們的國家公園或其他保護區。有時這些變遷會形成相反的力量，安博塞利的情況就說明了這一點。目前關於北極圈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ANWR）是否開放石油鑽探的爭論也是同樣的例子。如果我們關注這場爭論的話，就應該警覺到，由於人的數量與需求持續增加，這股不斷高漲的壓力一旦高於保育的政治決心，不論只是為了保存一處輝煌之地，還是為了後代子孫著想，到了那個時候，哪怕是黃石、吉爾還是塞倫蓋蒂，沒有一個是不能除名的。
專業保育人士之間流傳著一句灰暗的話：我們的一切勝利都是暫時的，唯有挫敗是永遠的。對於ANWR之爭和1872年通過的《黃石法案》，這句話也可一體適用。不過在此我也要貢獻一句話，是稍微樂觀一點的：我們付出幾分熱忱來加以珍惜，我們的國家公園就會有幾分好，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ExteriorContent/Magazines/magazines-index/0,4314,content+m04+9510240291+161330+0,00.html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