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主義先驅法農，觀察到了一種「被殖民者」的特殊心理結構。他寫道：「我有一位朋友（黑人），在法國本地某港口擔任海關檢驗員。他對觀光客或是過境者，檢驗行李時皆極端嚴格。何須如此？他告訴我們：『如果你不混蛋，他們就會當你是笨蛋』。」這是一次心理狀態的重要紀錄。二○○六年奧斯卡最佳影片《衝擊效應》有一段情節，就精準地掌握住了這個心理層面。
在電影中：傍晚時刻，洛杉磯的兩個黑人青年，剛從一家餐廳裡出來。其中一人抱怨在餐廳受到不合理對待。這時，一對白人夫婦由遠處走過來，那婦人見到兩人後，馬上低頭下來。黑人青年之一說：「難道我們看起來有威脅性嗎？其實，應該是我們害怕才對呀。但是，你知道，為什麼我們不怕？」於是，兩個年青人互使個眼色，便將在餐廳所受的氣，出在白人夫妻身上了。這兩人竟然持槍逼他們下車，然後開了就跑。
這個犯罪的場景，來得有些突然。但，唯有在「被殖民者」的心理結構之下，這件突兀的事情，才能獲得理解：對兩位年輕黑人而言，在餐廳裡的經驗，是一種深深受辱的感覺，覺得被當成了「笨蛋」。那種無形的歧視，讓他們難受，自覺成了笑柄。在火氣之中，他們又碰上另一「導火線」，那位白人婦女的舉止。他們不願再莫名受辱，本能地選擇了另一種處境：乾脆當個「混蛋」！
為何這是「被殖民者」的心理結構？由於「被殖民者」得不到社會的公平對待，經常受歧視、被欺壓。「社會」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個「不公平的體制」。如美國許多黑人，當受盡了歧視，會覺得無法尊重社會，或信任社會的律法或規範。他們容易產生犯罪行為。但雖是「犯罪」，實際上卻含有一點報復的心態。更準確而言，這是一種「反抗社會」的心理行為。而且，因受歧視、遭剝削的人，在社會上的身分地位通常較低，所以他們反社會的情結，很難用「正面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只能用社會最底層的方式、用弱勢者的資源與力量，來滿足「反抗」的心態。犯罪，是常見的形式﹔成為「混蛋」，是僅剩的選擇。
反觀台灣，自從長期的黨外與在野者（民進黨）突然執政之後，台灣即釋放出了某種長期「被殖民」、「受欺壓」的心理結構。在國外，常在新聞媒體上見到各級領導者，遇事之時主動作「認錯」、「致歉」的公開表示。但在台灣社會裡，這卻少見。領導階層「死不認錯」的態度，幾乎成了一種堅守的默契。寧願「硬拗」，寧願前後語言矛盾、基本邏輯都出錯，也不能「認錯」。好像一認錯，就會被人恥笑。好像為負責而請罪，並不光榮，而是受到侮辱。更激發出所有的不安全感及生存本能。這似符合了「寧願作混蛋，也不作笨蛋」的這種心理結構。
何謂作「混蛋」？主事者也知道，因「死不認錯」的態度，還會繼續浪費多少公帑、耗費多少行政程序。但是，不能認錯，絕不能回到一種受屈辱狀況中去。比方說，雪山隧道、ETC設施、高雄地下捷運工程等狀況，都因為技術問題。高鐵通車，也是一延再延。其實，身在廿一世紀，工程技術上早已非常精良與優異。不得不推測，技術層級之上還有「決策層級」該負責。但是，有誰主動站出來承認失誤？
在台灣，如果出了問題，遭到質疑，決策者們，很快就會進入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寧願相信，自己是受人陷害。寧願，讓民眾自生自滅。甚至寧願，有遺禍子孫的後果。但絕不能被人檢討。就算當個「混蛋」，也不作「笨蛋」。一旦如此心意已定，就忽然奮發覺醒、找到深層的動力了：面對輿論壓力，開始用高度的政治技巧，傾盡所有的政治資源，運作精采的媒體協調，以完成「諉過卸責」的高難度挑戰。
在台灣，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或許不是政治，而是心理醫生。而且，還是一位必須深入我們本地殖民歷史，掌握台灣文化心理結構的醫生。因為，在作判斷時，「被殖民者」的哀悽心理與反應模式，確須被納入考量。將這塊土地上的內心軌跡與歷程，視之過輕、過易，正是現代人所犯的一種大忌。現在我們才發覺，那種深層的心理結構，已然障礙了未來的去路。
（作者為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102400302,00.html
在電影中：傍晚時刻，洛杉磯的兩個黑人青年，剛從一家餐廳裡出來。其中一人抱怨在餐廳受到不合理對待。這時，一對白人夫婦由遠處走過來，那婦人見到兩人後，馬上低頭下來。黑人青年之一說：「難道我們看起來有威脅性嗎？其實，應該是我們害怕才對呀。但是，你知道，為什麼我們不怕？」於是，兩個年青人互使個眼色，便將在餐廳所受的氣，出在白人夫妻身上了。這兩人竟然持槍逼他們下車，然後開了就跑。
這個犯罪的場景，來得有些突然。但，唯有在「被殖民者」的心理結構之下，這件突兀的事情，才能獲得理解：對兩位年輕黑人而言，在餐廳裡的經驗，是一種深深受辱的感覺，覺得被當成了「笨蛋」。那種無形的歧視，讓他們難受，自覺成了笑柄。在火氣之中，他們又碰上另一「導火線」，那位白人婦女的舉止。他們不願再莫名受辱，本能地選擇了另一種處境：乾脆當個「混蛋」！
為何這是「被殖民者」的心理結構？由於「被殖民者」得不到社會的公平對待，經常受歧視、被欺壓。「社會」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個「不公平的體制」。如美國許多黑人，當受盡了歧視，會覺得無法尊重社會，或信任社會的律法或規範。他們容易產生犯罪行為。但雖是「犯罪」，實際上卻含有一點報復的心態。更準確而言，這是一種「反抗社會」的心理行為。而且，因受歧視、遭剝削的人，在社會上的身分地位通常較低，所以他們反社會的情結，很難用「正面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只能用社會最底層的方式、用弱勢者的資源與力量，來滿足「反抗」的心態。犯罪，是常見的形式﹔成為「混蛋」，是僅剩的選擇。
反觀台灣，自從長期的黨外與在野者（民進黨）突然執政之後，台灣即釋放出了某種長期「被殖民」、「受欺壓」的心理結構。在國外，常在新聞媒體上見到各級領導者，遇事之時主動作「認錯」、「致歉」的公開表示。但在台灣社會裡，這卻少見。領導階層「死不認錯」的態度，幾乎成了一種堅守的默契。寧願「硬拗」，寧願前後語言矛盾、基本邏輯都出錯，也不能「認錯」。好像一認錯，就會被人恥笑。好像為負責而請罪，並不光榮，而是受到侮辱。更激發出所有的不安全感及生存本能。這似符合了「寧願作混蛋，也不作笨蛋」的這種心理結構。
何謂作「混蛋」？主事者也知道，因「死不認錯」的態度，還會繼續浪費多少公帑、耗費多少行政程序。但是，不能認錯，絕不能回到一種受屈辱狀況中去。比方說，雪山隧道、ETC設施、高雄地下捷運工程等狀況，都因為技術問題。高鐵通車，也是一延再延。其實，身在廿一世紀，工程技術上早已非常精良與優異。不得不推測，技術層級之上還有「決策層級」該負責。但是，有誰主動站出來承認失誤？
在台灣，如果出了問題，遭到質疑，決策者們，很快就會進入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寧願相信，自己是受人陷害。寧願，讓民眾自生自滅。甚至寧願，有遺禍子孫的後果。但絕不能被人檢討。就算當個「混蛋」，也不作「笨蛋」。一旦如此心意已定，就忽然奮發覺醒、找到深層的動力了：面對輿論壓力，開始用高度的政治技巧，傾盡所有的政治資源，運作精采的媒體協調，以完成「諉過卸責」的高難度挑戰。
在台灣，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或許不是政治，而是心理醫生。而且，還是一位必須深入我們本地殖民歷史，掌握台灣文化心理結構的醫生。因為，在作判斷時，「被殖民者」的哀悽心理與反應模式，確須被納入考量。將這塊土地上的內心軌跡與歷程，視之過輕、過易，正是現代人所犯的一種大忌。現在我們才發覺，那種深層的心理結構，已然障礙了未來的去路。
（作者為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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